如果说“怀牒自进”、“自由报考”的制度赋予了天下士子自由参与选举的权利，那么“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规定则保证了天下士子公平竞争的权利。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科举类选举制度作为一种基本的制度安排，在理念上实现了“天下为公”，在形式上实现了“天下人才”的选举权利，吸纳各个阶层的人才进入政府，在制度上为“天下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系统的思想，理想的人格

　　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选举制度时，大多只是指出考试书目，就不再进一步探讨其内容了。但是，如果不理解选举制度要求士大夫所要掌握的知识和思想，仍然无法理解这些领导人才的道德素质、能力结构和思想信仰。

　　在西周官学中，士子学习的最佳教材自然是记录“古圣先王”领导实践的系统的“六经”。西周培养领导人才，最高层面是要接受从尧、舜到夏禹、商汤、伊尹再到文王、武王和周公的圣圣相传的领导之道。汉代学者以六经研习阐发为旨，强调“通经致用”，兼融法、道、阴阳诸家思想，重建官学体系，为汉代提供了比较积极有为的治国方略。汉代领导人才的选举，主要有丞相和三公的“辟士四科”，与左雄和黄琼完善的“孝廉四科”，名目不同而内容相同。大致说来，“四科”分别就是德行、明经、明法和治剧，相对应的标准就是德行、经术、法令和吏能四个方面。正是由于儒家的远大理想和法家的有效实践结合起来，才使得西汉帝国官员表现出了外拓雄强的特质，表现出一种把自我融入大我的特征，发扬蹈历，使汉代对内建章立制，对外开疆拓土，全面建设了“天下国家”。

　　如果说汉代完成了儒法的整合，那么魏晋隋唐时期则完成了儒道的整合。据《唐会要·制科举》记载，唐代制举科目竟达六十三科，分为文、武、吏治、长才、不遇、儒学、贤良忠直等七类。作为“天朝大国”，盛唐以开阔的胸怀、恢宏的气度造就了天下人才。从中唐到南宋，选举的知识和思想发生了变化。朱熹集北宋诸子之大成，以毕生精力对《大学》、《中庸》进行了“章句”，对《论语》、《孟子》进行了“集注”。朱熹重新编辑了《礼记正义·大学》，并增加了《大学格物补传》，进一步完善了“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的“止于至善的大人之学”。同样，朱熹虽然继承了汉唐的中庸文本，但在对文本的分章断句、解释字词的过程中，突出了一个“诚”字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过程，明确了“治平天下的诚明主义”。

　　如果说孔子为周公所建立的礼学体系中发展了一个“仁”字的话，那么理学家则从礼学体系中发展了一个“理”字，认为“宇宙万物一体之仁”就是“理”，就是“性”，就是“心”，就是“道”。如果说汉代儒家将儒学“外王”层面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话，那么宋明儒家则将儒学“内圣”层面建设得坚实雄厚。正如冯友兰先生所指出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和张载所创立的气学共同组成了“道学”。这也最终完成了余英时所说的“儒家的整体规划”。

　　如果说汉代是一个“英雄时代”，唐代是一个“人才时代”，那么，宋代则是一个“文人时代”。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希望“得君行道”，高举天道和公议的旗帜，和君王“共治国是”。范仲淹开北宋士大夫风气之先，虽然其政治生涯“四起四落”，但是他以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内圣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外王而垂范后世。与宋代文人士大夫相比，明代文人士大夫是没有“得君行道”机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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