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们开拓了面向社会的觉民行道的新路径。“龙场悟道”后王阳明完成了“内圣”的任务，目光向下，面向基层，踏上了从“内圣”开出“外王”的领导之道。
但是，中国选举知识与思想体系之坏始于熙宁变法，精贡举而独存进士，知识与思想体系逐渐变得狭窄起来。晚年的王安石对此也有所后悔：“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明清专重四书与首场，选举知识与思想体系越来越狭窄，使得士子综合素质与能力不断退化，“其识日陋，其才日下”。这些变化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往往不易发觉，直到明代灭亡，明末三大家才进行了深刻的学术思考。清末学者严复指出，科举制度“徒以八股来去，挟进士以为重”，结果“横塞宇内，蔽障聪明”，导致周公所发明的“六经”也隐而不彰、孔子所向往的“大道”不得实行！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远大理想，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引导历代帝王和士大夫创造和完善了许倬云所说的“天下国家”的政治体系。“天下”，首先是一个疆域的概念，是由黄河中游平原的“中国”和“四方”组成了不断扩大的开放的地理空间。而且，“天下”是一个文化观念。华夏族人在处理周边民族的关系时既重夷夏之别，又形成了以德怀远的传统；而夷夏之别“重在文化而不在种族”。
但是，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看，天下选举制度有其历史局限性。夏、商、周之世，有家有国有天下者治天下，所有权与治理权皆归贵族。从秦到清二千年间，古代中国建立了皇帝继承制度和官员选举制度，形成了“以天下之大公而成一姓之私”的局面。坚持“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理想，黄宗羲等士大夫不断反思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同样，孙中山先生建立了中华民国，实现了国家领袖的民主选举，创立了新型的考试制度。这既是中国古代选举终结的标志，也是新选举的开始。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文化传统，历久弥新。在当代语境中，学者们常以选官制度、人事制度、文官制度等新的词汇替代中国古代选举制度。这些新词意味着，经过长期演变，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已经成为西方选举理念“融入”中华文明的文化土壤，已经成为创新中国当代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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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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