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美]韩书瑞著，刘平、唐雁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19.00元

　　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农民起义或者说农民叛乱的解释理论，可以概括为三种：以马立博(Re

bert　Marks)为代表的阶级斗争论、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为代表的地方生态论，以及韩书瑞(Susan　Naquin)为代表的千禧年运动论。其中，韩氏的理论与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在南欧农村运动研究中抽象出来的“千年王国理论”有关。韩书瑞借鉴了霍氏的思路，用以分析中国的农民起义，她认为千禧年运动是宗教秘密组织吸引农民的主要资源，农民在千禧年末劫观念的驱动下参与起义。在1976年出版的成名作《中国千禧年叛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以及1981年出版的《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中，韩书瑞一直揭橥千禧年运动理论之大旗来解释中国农民起义。不过，美国学者李丹(Dannial　Little)在颇有影响力的《理解农民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中认为，八卦教起义即使在韩氏的叙述中，也不具有千禧年运动的性质，因为起义者大多是非白莲教成员的农村民众，起码有10万人参加，但白莲教信徒只有一两千人。相形之下，王伦起义更具有千禧年运动的特征：整个起义队伍1000－4000人基本上由教徒构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山东叛乱》对于阐明韩书瑞的千禧年运动理论更具典型性。

　　《山东叛乱》结构简单，实际上只有王伦起义的“准备”和“叛乱”两部分（第三部分只是前两部分的一个综论）。韩书瑞认为，在18世纪中期，山东西北部在整体上经历了缓慢的经济增长，运河的经济与权力结构占据了主导地位，地方绅士缺乏介入政府、主导乡村社会的能力。这些为白莲教教派和民众运动的非传统利益的有组织表达提供了空间。王伦出身富农，并不贫困，传教主要不是为了贪财，其教派是在个人与宇宙秩序之间直接进行协调的民间组织，成员多是流动的农民，并非都是处于贫穷的边缘人。鉴于此，韩氏更愿意把王伦起义视为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假设的那样，是一些个体企图创造和追求集体利益和目标的行动。韩氏还认为，农民生活不够稳定，对饥饿、疾病和肉体伤害充满恐惧，而教派则为农民提供了一整套新的交往关系和一个补充性的社会组织，这增强了他们面对更加流动、更加商业化社会时的安全感，这也使得教派能够传播开来并形成一个核心层联系较紧密的团体。

　　值得注意的是，韩氏将白莲教分为念经型教派和打坐运气型教派两种类型，前者注重集会形式和内心虔诚，重心在于教派活动，成员间关系较紧密；后者侧重打坐运气和拳棒武术，教派活动只占较少部分，但组织更具等级性，成员联系较散漫。显然，王伦的教派属于后者。这一分类对于解释王伦起义至关重要。一般分析农民起义，都偏重于其社会经济灾难背景。但王伦起义爆发时，并没有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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