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李剑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

■主持：吴子桐

　　吴子桐：美国的“中国学”和中国的“美国学”研究在搜集材料、掌握运用材料方面有哪些不同？

　　张西平：从美国研究中国来说，中国的材料肯定比美国多得多。因为中国是它的研究对象，全世界研究汉学、研究“中国学”的都要以中国为其大本营。从材料方面说，它主要还是中文材料，这一点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者和中国学者没法相比，特别是在地方史、地方志方面。中国文明历史悠久，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大量材料都在中国。我们研究中国，中国学者最大的优势就是中国学者拥有自己母语的材料，在材料运用方面比较熟练，这个是必须看到的。

　　美国的“中国学”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整个成果和中国相比，还是远远在我们后面，对它也不能完全的高山仰止。但是有一条，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学”当中，美国非常独特，没有共性。好比说在资料上，他们治近代史也是花大价钱买，比如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蒋介石日记，唐德刚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时做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口述史系列，像《胡适口述历史》、《李宗仁口述历史》、《张学良口述历史》等等，那都是花大钱的。这些中国学者没做，中国学者也没有条件找到胡适、李宗仁、张学良这些人。

　　在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整理方面，美国学界下了很大的功夫。比如当代史，就我自身的了解，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材料、文化大革命的小报，我在国家图书馆工作过，国家图书馆也藏了一部分，但当时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小报不是很重要，觉得没有什么价值。但是美国学界收藏的文化大革命的材料就超过我们，其中就有这方面的资料。

　　另外，还有一部分材料也得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就是外交档案，还有传教士以外文记载的材料。因为近代以来，就像梁启超说的，研究中国有三个境域：在中国研究中国，在亚洲研究中国，在世界研究中国。近代以后中国历史的研究已经不仅局限于中文了，因为外国传教士也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死在中国，也直接参与了中国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各种地方运动。所以这方面的材料，对中国研究，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特别是对中国晚清史的研究很有价值，就这笔材料，那我们不如美国的“中国学”。所以，美国“中国学”在掌握史料上有特点，有独门暗器。在总体上，它当然和中国没办法相比。但是它的文献收藏，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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