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研究美国，在早期的确常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有很长一个时期，中国的美国研究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是不行的。问题不是“阶级分析”方法不好，而是我们过去用这个方法，有点像贴标签，对于真正意义上的“阶级分析”并不特别了解。例如，“阶级”的定义本身就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从马克思的“阶级”定义，到“新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定义，再到法国学者的“阶级”定义，其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际上，也有不少欧美学者用“阶级分析”方法，但他们用的“阶级分析”方法是高度多样化的。他们对“阶级分析”方法同具体材料的匹配非常重视，并不是生搬硬套，非要说谁是哪个阶级的代表。

　　后来，中国“美国学”受到了美国学术的直接影响，在方法上借鉴美国学者，也出现了方法的多样性，像制度分析、文化分析、话语分析等等，都引进来了。我还听说，北外美国研究中心就有研究生用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的表述。可见，现在中国“美国学”的研究者也在尝试多种新的方法。不过，这些方法大多是取自美国学术，或者说欧美的学术，而不是来自中国本土。这跟美国的“中国学”学者不一样，他们可以从本土挖掘资源，但我们呢，需要引进和吸取。这里首先牵涉到一个“鉴别吸收”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食洋而化”，而不能“食洋不化”。其次还带有很高的学术风险，因为我们的材料是人家的，我们的方法也是人家的，这样就很容易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研究的东西没有自己的特点。拾人牙慧，是不会被人家看得起的，因为他们已经做得很多、很好了，用不着再来看一个外国人用同样的方式做同样的题目。对于这种风险，我们必须通过其他途径把它消解掉。

　　吴子桐：用“中国视角”来研究美国问题和用“美国视角”来研究中国问题这两种方法，各自有哪些优势和局限性？

　　张西平：作为“他者”和比较文化的角度，一个外国人把另一个国家作为其研究对象，其实从根本上是摆脱不了你所受的教育和你已有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你总是做一个“他者”来看。即便是华裔学者，像何炳棣先生等等，他们在美国本土做“中国学”的研究，他也要很规范地遵循美国的方法，遵循学术传统来做。虽然他也是中国人，但他不能完全和中国本土的一样。作为一个域外的中国研究者，至少他的角度和方法对我们是有启示的。有时候，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不是很清楚。这时候，美国的“中国学”或者是甚至任何一个外国研究中国的对我们还是有启发的，你不见得是跟着他跑，但是我个人认为，他肯定是有他独特的视角的。这就是从一般文化角度上，他有他解释的意识形态，中国在眼中是“他者”。

　　中国在西方的形象，400年来是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一会儿把中国捧上天，像欧洲18世纪“中国热”；然后，19世纪中国又是个“东亚病夫”；现在又是“中国威胁论”。所以它不仅是一个大众概念，它反映了几百年来西方汉学对待中国的认识在变化。尽管在研究中国具体的知识门类上域外的汉学家们有其重要的贡献，但正如赛义德所说的，他们是有其知识立场的。像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的学术立场就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在他看来中西文明是根本对立的。所以，一定要有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域外的中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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