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美国的“中国学”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知识论上的东西是值得注意的，好比它有原始文献档案，无论是外文还是中文，他跑到一个地方蹲到一个小村里，做一个地域式的研究，他做了很多实证性的研究。对知识论的理解，我觉得不应该给予轻视，应该平等，特别是在知识进展和实证学科的发展上。另一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美国的“中国学”是在美国本土产生的，它遵循美国的学术传统。因此，美国的“中国学”背后的方法是什么？这要特别注意。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会谈我特别高兴。事实上，我们要想做好美国的“中国学”还主要看看中国的“美国学”的东西，这是我的观点。因为它同样是知识的叙述，它是有它的学术规范和传承的，绝对和中国学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了解它背后的方法论、它运用的方法是我们真正把握美国的“中国学”的很重要的内容，必须知道它的学术史、它的传承，还有它的使用方法。而在这方面呢，就是我们必须有一批中国学者从事“汉学史”或者“中国学史”的原因。要不，你只是把它作为知识论接受——这个东西很好，我们中国学者拿过来接受了；这个说错了，那你肯定不能真正了解它。这就需要从跨文化的角度看，它毕竟是作为“他者”来看我的嘛！他有他自己的观念和传统。这一点，赛义德的《东方学》中提出对西方的东方学要保持警惕，要进行批判是有道理的。

　　钱满素的著作《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写得很好。爱默生作为美国思想的奠基人，他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研究美国个人主义的发展过程，他从中是怎样吸收中国，同时又是怎样批判中国。他不是个汉学家，但是你可以了解他的思想、他的路数。所以，在说美国“中国学”的时候，万万不能仅仅从知识论上来看它，必须要还原它的背景、方法，这方面就必须要研究美国思想史、美国学术史，所以我现在很注意美国“中国学”的书。只要是有，像韩铁的书、钱满素的书，我都认真看。韩铁对福特基金会的研究，对我们了解美国的“中国学”有很大的帮助。只有了解美国知识界背后的权力运作，你才能从中真正把握美国“东方学”研究体系的知识延伸和它背后的一些情况。

　　第二个原因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学术体系发生裂变，我们对以往传统的叙述方式不太信任，要寻找新的研究方法。这个时候，美国“中国学”登场了，登场的速度之快、翻译之多，对当代中国学术影响之大，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个时候，除了受材料影响之外，最主要的是受方法论的影响。好比我们过去做传统史学的时候，一般采用兰克的理论、傅斯年的理论，以实证为主；现在的史学，有了性别研究，有了地域学研究，有了人类学研究，有了后现代叙事，这些绝大多数是从美国的“中国学”学来的。实际上它的材料，中国学者都有，主要是方法论。最近也有些学者对年轻一代的博士们跟着美国的“中国学”跑提出批评，但如何从自己本土出发，自己提出一个理论，这仍然做得不够。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一方面要吸收；另外一方面要知道这个方法论的来源。比如我以前是做西方哲学的，必须进入美国思想史和美国当代思想史，知道这些方法的利弊，然后他运用中国本土材料的时候，哪些可以吸收，哪些是要做批判性的。另外，中国学者要守着自己的本土，又要有理论创新，不能一味跟着西方的理论跑。所以很多学者对后现代史学、美国“中国学”在中国的登陆，也有很大的优越感，但是我们要有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当然，像杨天石对蒋介石日记的研究，在材料上对我们有贡献、有影响。像李伯重的近代经济史研究很有特点，美国的“中国学家”们也要注意他的理论。但这样的创造性的成果不多。对美国的“中国学”做批判性的阅读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仅需要熟悉美国的“中国学史”，也需要熟悉美国的思想文化史，在这个意义上展开对域外“中国学史”的研究是很必要的。像侯且岸先生、朱政惠先生等在美国“中国学”研究上都有一些很好的成果。

　　李剑鸣：我前面谈到，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可以依托美国的社会科学和史学的资源积累，也就是说它拥有丰富的本土资源，在理论上、方法上直接受到本国学术的支持。刚才张老师说，有的中国学者追随美国的“中国学”学者，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方面模仿他们。我觉得，要真正学到美国学者正宗的范式和方法，最好是看他们对美国史和欧洲史的研究，这是美国史学的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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