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比较文学认为对任何“他者”的研究，总是在一种幻念性的乌托邦和一种批判的意识形态这两种模式中选择。这样一种形象学的解释未必完全能回答对解释域外形象这个复杂的问题，但法国的形象学至少提出了要注意“他者”的形象是和研究者本身的文化立场、思想观念紧密相连的，这是很有价值的。对美国的“中国学”在关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知识叙述上，我们应认真研究、学习、吸取，但同时我们分析的时候必须还原它的知识叙述、它的文化思想背景，这样才知道它的独特视角在什么地方，它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中国有的做国学的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他觉得外国人做中国研究和我们自己没什么区别，他不知道他是一个“他者”的角度，会有他独特的视角，不在于他的结论正确与否，就在于他的方法对你有启示的，所以这一点还是必须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另外也要清楚，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也有一批人是美国中国政策的制定者，对他们的学术立场当然更应有一种批判的态度。

　　李剑鸣：美国人研究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主张，就是“中国中心观”。我觉得，“中国中心观”的兴起，与美国“中国学”过去长期积累的问题有关。因为在美国的“中国学”兴起的过程中，正如刚才张老师所说，他们大量使用了美国自己的知识资源、意识形态和文化元素，站在美国的立场看中国，容易把形象扭曲。他们意识到要平衡这种倾向，也就是要把中国研究置于中国的语境中，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出发来研究，力图用中国自身的眼光来看中国。这同我们研究历史一样，要用前人的眼光来看前人，这是学术发展中自身的变化所提出的一种要求。

　　中国人研究美国，更多的考虑是怎样来形成中国人的特色，能有自己不同的声音。因为美国的“美国学”太发达了，声音太强烈了，我们跟着走，那最多只能加入他们的合唱，而没有自己的声音。现在中国的美国研究者考虑得更多的是，怎样能让我们的声音有一点不同。因此，我们特别强调“中国视角”，注重“中国特色”。但是，对于“中国视角”、“中国特色”的过分强调，就会与学术的要求之间产生一种张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完全用“他者”的眼光，纯粹站在外面去看美国，就很难深入到美国的历史语境中，就会用中国文化或政治的透镜看美国的事情，就会造成扭曲，带来变形。所以，这种“中国视角”、“中国特色”的呼声，虽然有它的合理性，但存在学术风险。我们应当注意怎样把握它的度，怎样保持平衡。完全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中国视角”、“中国特色”，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要把“中国视角”和“中国特色”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对美国历史和文化、对美国语境有深入的了解，有精微的把握，这样“中国视角”才会有意义，“中国特色”才会有根基。如果没有这个基础，那就是雾里看花，隔靴搔痒，研究的东西就可能不着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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