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极为愤怒，起初他还想袒护陈新甲，对他的大意泄密没有追究，还将大臣们的奏疏压下不发，希望不了了之。但过了不久，舆论鼎沸，难以平息，迫于言论压力，一向以中兴君主自居的崇祯皇帝在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内心不愿意给别人留下一个无法应付时局、向“蛮夷”低头的印象，感到议和是自己的耻辱，于是将责任一股脑儿地推给陈新甲，降旨责令陈新甲悔过。实际上，崇祯皇帝很信赖、赏识陈新甲，这个处分完全是为了平息朝廷中的舆论，就处罚来看，是十分轻的。

　　事到如此，虽然议和之事已经不能再提，但陈新甲若能识时务明哲自保，还是可以保全性命和官位的。然而陈新甲明显不够老练，他觉得议和自始至终都是在皇帝指示下进行的，自己并没有在其中增添什么额外的内容，便有恃无恐，不但“不引罪，反而自诩其功”。还引用皇帝给自己写的敕谕中的话语为自己标榜。陈新甲的言行终于使崇祯皇帝恼羞成怒，下令将陈新甲处死。当年农历九月二十二日，陈新甲走上了西市刑场。

　　公元1642年是农历壬午年，当年的明清议和因此又被称为“壬午议和”。直到亡国的最后时刻，崇祯皇帝才意识到“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也”。可惜这只能是后知后觉，已经于事无补、无法挽回败局了。

盲目自大痴人说梦的大明官僚

　　其实，明朝在与后金(清)的军事对峙中，不是没有看到议和的好处，也多次采取主动与之议和，但最终议和却又多次为自己所破坏而失败，使明遭到后金(清)更大规模的进攻，终于一败不可收拾。这是一种奇怪的结局，也是多种因素汇集的必然归宿。

　　首先，明廷上下缺乏议和的大环境与气氛。明朝始终未给议和创造必要的条件，主持议和者包括皇帝在内从未展开有关议和大政方针的讨论，纠正以至批驳一些模糊认识及错误论调，以统一朝臣的思想。因而始终未能造成议和所应有的气氛。相反，传统的所谓天朝大国不可冒犯的习惯思想始终占据上风。朝野上下一直坚定地认为后金(清)是国贼是凶寇，必欲大彰挞伐，翦除、扫荡之，决不与其言和。当议和伊始，便遭到不断的围攻和咒骂。议和被斥为“顿忘国贼 ”，“损威辱国”，“诅师养寇”，是“祸胎”，将“酿无穷之衅”。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主持议和的人无一不身负恶名：袁崇焕终以“谋款通敌”之罪被磔，支持袁崇焕的阁臣钱龙锡也以“密谋主款”之罪长戍不赦。杨嗣昌主持议和，弄得举朝哗然，群起而攻之。而陈新甲与清议和事暴露后立遭杀身之祸。这种攻击、反对议和的声浪持久不衰，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任何正确的议和主张都难以畅行。如果说袁崇焕进行议和时，对“上章累累”的反对议和的呼声，尚能镇定坚持，并表示“不讳言”自己的议和主张，那么他身后的主张议和者在不断高涨的反议和声浪中就越来越不敢公开自己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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