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本是坚定的主和派，他曾连续上疏阐述议和主张，坦率表明自己的“体国”之心。尽管他的议论剀切透辟，文情深挚感人，但却不敢也不能公开出来。当主战派攻击他“主抚”是订“城下之盟”，大唱出战高调时，他竟不敢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反而违心地加以否认说：“从无抚说，毋以长安蜚语陷人”，表现得十分软弱。在这种“议和即误国”的叫嚷声中，出现了“一日不战”便“流言四起”的局面，主和派一直处于被动、受误解、受谴责、遭围攻的地位。

　　明朝的政治家们在议和问题上大都缺乏冷静的思考，而存在不切实际的想法。他们以为议和便是向对方乞和，是明朝的施舍和恩赐，一定要对方就范。始终放不下天朝大国那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架子。

　　当明朝首次与后金议和时，袁崇焕对后金使者的“恭敬和顺，三步一叩，如辽东受赏时，并书封称大人”，很是欣赏、陶醉，进而错误地估计这是皇太极兵力不济，乞求休战的表现。他要乘此机会“而制其死命，俾不得再逞，以休息天下”。

　　天启皇帝头脑更热，他对让后金“易去年号，遵奉正朔”一事，还觉不够，好像议和便可使后金乖乖听命，束手就擒，明朝将得到战场上绝对得不到的东西。一心秉承圣意的袁崇焕在致皇太极书中提出了令其退出城池地方、送还官生男妇的要求。

　　这种近似于痴人说梦的要求，皇太极理所当然不能接受，并感到明朝皇帝“渺我益甚”，意思就是也太不把我当一回事了。皇太极认为“两国和好宜先议定疆界”，今明方“侈然以退还辽东土地、人民为言，是尔有意激怒我，愿事争战矣。 ”这是直话、实话，拿成千上万将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土地和人口，凭什么轻易地交出？即便交出的话，明朝用什么来交换？！

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崇祯皇帝

　　明朝皇帝对议和的态度是暧昧迟疑、出尔反尔。不论天启帝还是崇祯帝都是如此。天启皇帝曾赞扬袁崇焕“战守可恃，操纵合宜，深慰朕怀”，当袁崇焕被攻讦去职后却又否定他说：“袁崇焕谈款一节，所误不小。 ”把责任完全推给了臣下。

　　崇祯帝在议和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恶劣。他最初谴责“袁崇焕托付不效，专事欺隐”，继而信其“引敌胁和”，加罪名处以极刑之后，便“以复仇为志”，一味地反对与后金议和。他下令：“逆奴罪在必歼，屡谕严拒，不许接递片字。 ”严禁臣子与后金的一切往来。

　　兵部尚书陈新甲于崇祯十五年与清的议和，完全是在崇祯帝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这是因为明王朝已被打得没有还手之力，“以和议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皆戒以勿泄。 ”但议和之事泄露后，明廷群臣激愤，以“堂堂天朝，何至讲款?”交相攻击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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