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潮，自然会联想到欧洲的启蒙运动。在欧洲，封建统治政权往往借助神权以压制人权，使得人们失去人格独立与尊严。因此，欧洲启蒙运动一方面是以人道主义为旗帜，提倡个性自由，强调个体的独立人格与自身价值;另一方面是摧毁神学统治和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一个为资本主义发展而服务的民族国家。故有学者指出，“作为封建教会的对立面出现的欧洲启蒙思想，不仅仅是否定宗教神性的‘个人’意识，而且还有民族国家这一世俗政治建构。”

　　在民族危亡催生下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潮，其主要内容是启迪民众的民族意识、唤醒民众的社会责任感，使民众自觉承担起对国家独立、社会进步的责任。虽然启蒙思想家也强调个性独立、个体自由，但他们的最终目标指向“立国”。他们致力于“新民”是应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之需而起。因此，中国近代启蒙思潮自有其独特的时代特征。

　　第一，与欧洲内生性启蒙相比，中国启蒙思潮是一种外源性的启蒙思潮，是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而发生的。这从中国启蒙运动的各个历史阶段可以看出。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民族生存危机空前严重，这直接刺激了维新启蒙思潮的发生;辛亥革命时期的启蒙运动是受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刺激而起;五四时期启蒙运动的发生是启蒙者对维新启蒙和辛亥革命时期启蒙的反思而起;而五四之后的新启蒙思潮更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的背景下而发生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救亡的时代要求，就不可能产生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中国的启蒙思潮是应救亡之需而起，是救亡催生了启蒙思潮，并推动了启蒙思潮的发展。故而，高力克说:“中国启蒙的深层动力正是‘救亡’，与欧洲人文主义式启蒙相比，中国启蒙毋宁说是一种落后民族寻求富强之道的‘救亡型启蒙’。”

　　第二，与欧洲反神权反封建的启蒙运动相比，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目标是反封建专制与救亡图存。在中国，封建专制凭借礼教而实行统治，无所不在的封建礼教压制了人们的理性欲望与人权要求。故而，中国启蒙思潮首要的是冲破封建礼教，以确立人的理性价值、肯定人权要求的合理性。但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压力下，启蒙思想家不得不调整启蒙的目标，以应民族救亡图存之需。严复翻译《天演论》，其目的是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梁启超力主“新民”，是因为他了解在封建专制统治下造成的“愚陋、惰性、涣散、混浊”的国民，不能与西方的“新国民”相抗争。五四启蒙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发起启蒙运动伊始，就提出鲜明的“人权”要求。但基于现实的需要，他很快就以“民主”以代替“人权”，这表明启蒙的思想色彩减弱，而救亡的政治色彩加强。从中国启蒙思潮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可以看到，启蒙思想家都是应救亡之需而提出自己的启蒙主张。黄万盛认为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五四”的文化启蒙运动，恰恰是“救亡图存”的压力最终引导了启蒙的出现，救亡从启蒙一开始就是它的绝对主题，近代中国的全部考虑就是改变积弱、寻求富强，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还是五四运动，从来就没有偏离过救亡的主题。

　　第三，近代西方的思想文化优越于中国封建文化，故而中国近代的启蒙者在选择救亡理论时自觉地将目光投向西方，从西方的思想文化中寻找救亡的工具。但限于自身西学知识不足之故，启蒙者不能分辨西方各种思想学说的优势、缺陷所在。他们认为有可能利于救亡，就将其引入中国。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的“生物社会学”、孔德的实证主义、国家主义等先后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被传入国内。五四时期的启蒙者看到社会主义在苏俄取得了成功，转而主张中国应实行社会主义。中国启蒙思潮的内涵由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转变为社会主义思想启蒙。社会主义理论之中确实包含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救国救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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