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在为救亡而启蒙的过程中，由于救亡的现实需要，因而导致“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并行不悖。启蒙就其主旨而论，“民主主义”应该占据主体位置，但近代中国“救亡型”的启蒙思潮，“民族主义”是其一贯高扬的旗帜。黄万盛说:“在中国的启蒙中，压倒一切的政治考虑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始终是不变的高昂基调。”启蒙者借助“新民”以“新国”、“立民”以“立国”。“新民”就需借助民主主义以保障人之为人的权利;而“立国”在一定程度上就需“屈己为群”。严复的“三民”论、梁启超的“新民”说、陈独秀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论述等无一不是如此。“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两者的关系直到三十年代新启蒙运动中才得到较好的解决。新启蒙运动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之际发生，它既是一场民主主义思想启蒙运动，也是一场民族主义思想启蒙运动。按照当时的说法，所谓民主主义思想运动，“是要把四万万同胞从复古独断、迷信、盲从的愚昧精神生活中唤醒起来，要使四万万同胞过着有文化的、有理性的、光明的、独立的精神生活”;所谓民族主义思想运动，是“要推动四万万同胞为中华民国生存而走向战斗;为自己的幸福而走上战斗。”抗日需要组织全民抵抗，这就需要实行民主制度，给民众以真正的民主、自由权利。这即是抗战期间民主宪政运动兴起之故。

　　总之，基于“救亡”这一历史使命要求，近代中国启蒙思潮之兴起、进程及其内容无一不围绕着“救亡”之需而展开，“救亡图存”是中国近代启蒙者首先须考虑的问题。故此，启蒙者向西方寻找启蒙学说之时，都不自觉地考虑其是否有利于“救亡”的需要。这就使得中国启蒙者对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批判得不是很深刻。就此而论，“启蒙”在中国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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