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田野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一般，我在每一地都停留不久，一般是四五天就离开，然后往后几年一再回去探望朋友，这样，我到许多地方，对本地人来说都像是来了老朋友。对地方乡长﹑村长﹑书记来说，由于我停留短，也不会给他们添麻烦，而且，他们都是以威州师范学校的学生家长（因陪同我去的都是威师的老师）或某人的舅舅﹑老根之类的身份接待我，这对我的田野研究更是一种便利。

　　在那十年中，几乎是每个暑期，有时也在过年时，我们一伙人便到处翻山越梁子。那时山中村寨生活封闭、交通不便，来了远方的客是地方大事，加上陪同我的羌族朋友周老师﹑树全﹑毛老师﹑泽元等到处熟人朋友多，所以在每一地方都有让我感动与难忘的事。当然，在那儿跑了一两年后，我的四川话说得可以，这也是个关键。村寨的朋友知道我是台湾来的客，但对我能说四川话毫不感到意外。有一回﹐周老师以这事问了一个羌族村民。他的回答是，台湾人也是汉人嘛，当然会说“汉话”；原来他们将四川话称汉话，认为汉人说的都是这口话。

　　问：历史心性、文本、表征与情境、本相、文类、模式化情节和弟兄祖先故事等是您论述的核心概念，您在内地的4本学术著作最终想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学术体系？

　　王明珂：我透过这几本书想告诉大家，我们所相信的“历史”以及古文献所记载的“历史”，都只是人们对“过去”的选择性记忆与叙事，甚至是被编造的过去。我希望建立的新历史知识，则是发掘、探索产生这些历史记忆的社会情境本相，以及此情境本相的历史变化，最后对于今日“我”或“我们”在历史中的存在有新的认识。我研究的主题是“华夏及其边缘人群”，也就是今日中华民族中的汉族与少数民族。我希望能建立一种历史知识，让今日所有的汉族与少数民族都对自身在历史上的存在有深入的了解，因此知道如何珍惜及改进社会现实，也就是让整个体系具有自我调节功能。

　　在研究方法上，这是更客观精确地将史料当做历史记忆与叙事来分析；并非只是摘取与考订史料中人物、事件的真实性，更探索什么样的社会情境产生如此的社会记忆。我分析历史文本的方法，也就是结合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是将文本（历史学的分析对象，也是一种表征）与情境（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是社会本相）对应起来，且更进一步，将文本结构（如正史﹑方志﹑族谱等文类）与情境结构（如自古汉系中国人生存其间的帝国﹑郡县﹑家族等结构化情境）对应起来。如此我们便能从对历史文本的分析中，了解古代社会情境及其变化。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探讨历史上个别作者在书写间，个别历史人物在行动间，如何顺应或突破﹑违反种种结构与边界。

　　历史学家常抱怨，我们无法像人类学家那样观察现存的社会——由隐藏的社会结构到每个人的情感与意图。而我强调的便是，事实上，已成为过去的一社会之结构与个人，都化为种种密码藏在历史文本之中，我们只要知道如何解码，便能像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一样深入观察一古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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