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出版的《华夏边缘》，初步建立以“历史记忆”来研究“族群认同”这样的研究框架。在《羌在汉藏之间》中，我从羌族研究中认识“弟兄祖先历史心性”，也因此认识更普遍的“英雄祖先历史心性”。历史心性，便是一种影响历史记忆与叙事的文本结构。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我借着对历史心性的认识，重新解释中国史籍中黄帝﹑炎帝及箕子﹑太伯等英雄祖先历史，以及一些被视为传说的弟兄祖先故事，也藉此说明华夏及其边缘的形成﹑发展与近代变化过程。《羌在汉藏之间》是化陌生为熟悉，《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则是化熟悉为陌生；两者共同构成我所称的反思性知识。反思性知识造成有反思及反省能力的个人。

　　《游牧者的抉择》则讨论“长城”这个古老的华夏边缘之建立与崩解的过程；书中所有单于南下牧马与汉军北伐的历史事件皆被视为表相，产生这些历史表相的人类生态本相则是，长城隔断了人群生存资源的流通。在这书中，我也强调个人的行动抉择能突破边界（包括长城），改变社会现实本相。副标题“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表明这本书是从另一角度思考中国北疆历史，今日满蒙藏族皆为我国族同胞，那么强调华夏英雄跃马长城、北逐鞑虏的历史不是十分荒谬吗？

　　我们需要一种着重人类生态与长程历史的历史与人类学研究，以此了解各地人群由过去中原帝国及其边裔走向今日中国各民族的历程。然后才能以各宜其地方人类生态的方式，调整政策。民族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仍在于先解决各地的经济开发﹑分享与社会公正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以地域为主体，而非以民族为主体。同时，在社会记忆上，不用去强调各民族的光荣“过去”，更重要的是共创美好的“现在”生活记忆；这是美国﹑加拿大等虽为多民族混杂国家，但基本上并无严重民族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应让每个国人在生活中体认经济﹑社会﹑司法等方面的合理﹑公正，另一方面，所有媒体（当代人社会记忆的重要来源），均应注意本身在此方面应扮演的积极角色。

　　我在“中研院”服务20多年，从来不会由行政系统知道某重要政治人物将来访；经常是回家后，从电视上知道当日“总统”或“行政院长”来访。

　　问：1990年代中期以来，您和四川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陆续有了比较多的业务往来，和李绍明、王铭铭等也有了一定的私谊，对两岸学术同行的治学风格、路数和各自优劣有哪些体会？

　　王明珂：简单地说，20世纪上半叶以来，新的历史学及社会科学由西方传入中国，后来随学者播入台湾，在台时期又不断有留学生自西方名校毕业返台。因此，台湾各学科的学术传统﹑师承，以及它们与西方主流学术界的联结，从未中断且十分稳固。在大陆，有些社会科学学科曾有数十年的中断；重新恢复并自西方输入时，又值西方“后现代主义”大兴之时，过去的学术经典受到质疑与批判，跨学科之新研究领域、议题受重视。

　　台湾学界，各学科（主要指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由高校课程﹑论文发表到学术组织﹑国际交流，都大致系统、制度完整。但各学科各自划界，学科内还分有许多小圈子。其次，长久以来学者对本土现象﹑资料﹑问题缺乏反思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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