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恪守学术本分难道只是教教书、写写与世无争只在学术界有争议的文章吗？我认为，现实关怀与学术研究结合才是学术本分。但台湾近十多年来，在“建立台湾主体性”之政治文化风潮下，许多学者以遗传基因学说明台湾人与中国人有基本差别，以语言学说明闽南语和北京话的差别，以历史学强调台湾历史始于三四百年前的闽粤移民，以人类学强调台湾的南岛民族特质与平埔族（平地原住民）文化。即使在“中研院”，也有一些学者﹑院士投身其中。难道这便是学术与现实关怀的结合？若有一天两岸统一，台湾人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了，是否以上的遗传学﹑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研究都要重新来过，以证明台湾人便是中国人？

　　我认为，缺乏反思性的学术介入政治社会现实，对社会﹑学术来说都是一种灾难。以上许多学者在“建立台湾主体性”上所做的所谓“学术贡献”，正应着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指出的一种缺乏反思性的学术偏见——因学者自身的族群﹑性别﹑社会阶层等身分认同所造成的认知偏见。这些学者将学术卷入个人的政治见解与活动间，或更普遍地以重量级学者身分支持其学术见解，或以学术领导地位推动有政治目的之大型研究计划，以学术经费﹑奖金推动具意识形态的特定研究，都是学术灾难。

　　在台湾，以上学者毕竟并不多。更多的学者，或可能关心社会现实，但他们更热衷于解决宋代科举﹑明代士人以及某原住民群体的“人观”等问题。这也应着布迪厄指出的另一个缺乏反思性的学术偏见“学究偏见”（intellectualist　bias）——将现实世界建构成一个有待被解释的学术图像，以一大套预先假定的理论﹑方法﹑原则﹑词汇来探索描述它，而忘了现实世界中有许多待解决的具体问题。这些存在于学科自身内的偏见，也深深影响我们对现实世界种种表征的理解，或更深化许多原已存在的社会问题。譬如有些学者已指出，人类学的许多田野方法与理论﹑词汇所创造的知识，让边缘人群（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如原住民﹑少数民族等）持续边缘化。如在国际上，人们关心政治造成的人类不平等﹑剥削与迫害，但若不平等﹑剥削﹑迫害是民族宗教或文化的一部分则无可厚非——这多少是人类学的“贡献”。

　　我对《百家讲坛》的内容﹑这些名家出版的书不太了解。然而谈到知识常民化，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将什么样的知识常民化？争论一些历史事实，而造成国家间﹑民族间的矛盾﹑冲突？描述一个边缘人群的异类文化，让他们永远存在于现代与变迁的边缘？通俗﹑有趣，容易让一些观点﹑价值普及于群众之间；但也常因为通俗﹑有趣，让包裹着许多偏见的知识广泛传播。

　　王道还先生在史语所的边缘地位突显了一个学术世界的现实或荒谬：在世界学术圈——以一中国史专题来说，其核心大约是个数十人的团体——中发表﹑传阅﹑讨论文章才算是学术贡献，而王君所写的，让上百万民众、学生看的科学普及化文章不能称作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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