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常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人的天资不亚于世界上任何民族，我们曾创造了世界上先进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是从明代中期起的这五六百年来，我们却衰落了！而恰恰从这时期起，世界上另一个文明古国所在地的欧洲却从中世纪的委顿中重新崛起，走到我们前头去了！什么原因？我想这跟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至少跟我们的文化心态有关。以传统的建筑文化为例，国人固有的纵向承袭的惯性思维即制约着建筑业的发展。

　　首先，我们习惯于向前人看齐，而不习惯于超越前人。我们的木构建筑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从形式到风格都只是单一的发展，没有发生过质的变化，可谓“两千年一贯制”。而欧洲人的石构建筑，仅自古希腊罗马起，其风格上的更新换代至少在一打以上：古希腊风格、古罗马风格、拜占庭风格、哥特风格、巴罗克风格、浪漫主义风格、现代主义风格、“后现代主义”风格……

　　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之一，恐怕是我们习惯于承袭思维，总以前人的水平为坐标，一味以前人的成就为荣耀，为自满。正如鲁迅当年所概括的：我们中国人总习惯于“摸前有”，而西方人则善于“探未知”。

　　近年来的一个突出例子，表现在到处热衷于搞仿古建筑，其中“重修圆明园”的呼声堪称其最高音，说是为了“再现昔日造园艺术的辉煌”。殊不知，圆明园作为废墟的历史见证价值，已经远远超过它作为文化遗存的价值。即使没有上述政治因素，而仅仅是一处文化遗存，圆明园废墟也早已成了宝贵的文物，文物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历史原初性，通过大兴土木“再现”出来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件复制(且不说它有没有本事复制得出来)的假古董，却毁掉了文物本身。

　　其次，创造意识淡薄，鲜见图变求新。因为人的审美意识是不断变迁的，建筑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和审美的载体，它的生命在于不断创新。

　　从19世纪下半叶起，随着新建筑学理论和新建筑材料的诞生，在世界范围内，建筑开始了一场崭新的革命。中国的木构建筑作为农耕时代的产物，也已走完了它的历史进程，面临着蜕变的过程。

　　近代西方思潮作为强势文化迅猛地涌入我国，我们一边招架，一边接受，来不及细嚼，难免囫囵吞枣。这在开始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异域的人类文明成果，先要“拿来”，而后才能进行鉴别、挑选和借鉴。吸收别人的长处，毕竟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

　　整个20世纪我们在总体上就未能跳出西方建筑的大窠臼，既没有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民族的建筑新胚胎，也没有在世界新思潮中取得令人瞩目的地位。结果，到世纪末一看，缺少自己的东西，没有进行必要的反思，马上又求助于老祖宗，把前人留下的那些遗产，即把“大屋顶”风格当做中华民族永恒不变的建筑美学法则和艺术模式，到处用钢筋水泥搞复古。应该说，作为民族遗产，适可而止地、扎扎实实地搞点是无可厚非的，但铺天盖地地搞就有违历史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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