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两千多年来只对一种形式和风格进行了追求，并使之达到极致。但就我们在这方面所表现出的毅力和所投入的智慧的总量而言，我们是不如西方人的。

　　从建筑物所投入的时间和力量来看，我们的大型建筑在古代一般只花几年、十几年，而人家一般需花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其中有名的如圣·彼得大教堂前后花了121年，巴黎圣母院经历了139年，科隆大教堂甚至断断续续搞了六百余年!

　　最具可比性的是新建的北京西客站和刚刚竣工的柏林火车站，二者都号称“本洲之最”，但我们仅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而柏林火车站却整整用了11年!我想这一现象显然还包含着艺术意识乃至人文观念的差异问题。

　　从建筑师的地位与影响来看，我们的古代建筑师被载入史册的很少很少，而欧洲的老百姓，谁不知道米开朗琪罗、贝尔尼尼、辛克尔、赖特、格罗皮乌斯……我国自己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被单独列为词条的中国建筑师一共只有16名，其中古代的占8名。这8名中，只有1名有生卒年，两名只有生年，而不知他们的卒年。可这两人分别是我国重要建筑理论著作《营造法式》和《木经》的作者!更甚者另5名生卒年都不详!而这5人中多数都是明清时期的，而且都亲自主持建造了明陵和故宫等一系列宏伟建筑。这与同一部辞书收录的中国其他文艺门类的人物词条相比，真是天渊之别!如中国古代文学家在这部辞书中被单独列为词条的约有一千零五十余位；中国古代美术家被单独收入的有三百多位。

　　统治者的意向从来都是强调功能而忽视艺术。尤其在古代，有的帝王还提倡过“卑宫菲食”、“茅茨不剪”。节俭当然不是坏事，但重“善”轻“美”对于建筑的发展却不是好事。当时的思想家也不例外，例如墨子认为建筑只要挡风避雨、隔离男女就行了。孔子教授的“六艺”中就不包括建筑。我国的帝王们为了权力和享受需要宏大的宫殿或豪华的园林，但对建筑本身，几乎没有人表现出过特别的兴趣。正如汉初奉命建造未央宫的萧何所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于是我们有了世界上最宏伟的宫殿，至为壮观的陵墓。而老百姓的房屋则是一片低矮和灰暗。这种巨大的反差，鲜明地衬托出伟大与渺小的对立。这种状况必然要在国民的心理上造成负面影响，即压抑感和窒息感。这种压抑感窒息感越严重，则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就越不能发挥，那么这个国家怎么能强盛呢？

　　中国的墙之多为“世界之最”。国家有万里长城，城市有城墙，单位有围墙，家庭有四合院，现在甚至发展到几乎每家每户都有防盗门，首都的出租汽车还有防盗栏，如此等等。这种强大的“墙文化”反映了历代统治者“一劳永逸”的苟安思想，造成国民心理的单纯防守性和自我封闭性。我们世世代代被无数的墙团团围住，眼界越来越狭小，以致自以为处于世界的“中央之国”，盲目排外。封建主义统治者历来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实行愚民政策，使其不易接受外来的“危险思想”，不去串联造反。而封闭的心理有利于养成对统治者的驯服习惯，有利于适应封建主义轻易而稳固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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