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孔子来说，孔子的身份基本上属于贵族中的“士”。据《孔子家语·本姓解》及《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孔子之先，本为宋之世卿，后流亡入鲁，且最迟至孔防叔之时其爵已沦落为“士”。所以《本姓解》载颜氏之言，于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有“虽父祖为士，然其先圣王之裔”云云。《论语·子罕篇》载孔子亦有“吾少也贱”之叹。《孔子世家》虽说孔子中年仕鲁而官至大司寇，《论语·宪问篇》又说他晚年返鲁位“从大夫”之后，然而就孔子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来说，其实际爵位依然是属于“士”这一阶层。为什么这样说呢？《礼记·王制》云：“大夫废其事，终身不仕，死以士礼葬。”孔颖达疏引《论语》郑玄注曰：“大夫退死，葬以士礼；致仕，以大夫礼葬。”也就是说，大夫居其位则为大夫，年老致仕亦爵如大夫；退避则不然，退避则爵降为士。故刘宝楠《论语正义·子罕篇》云：“夫子仕鲁为司寇，是大夫也。及去鲁，以微罪行，宜降用士礼。”（《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P142）《孔子世家》中，太史公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曰孔子为布衣者，盖即以此也。

　　就孔子的学生来说，他们既经常被孔子称为“朋友”，也经常被孔子待为“子弟”。《尚书大传》卷二载：

　　文王胥附、奔辏、先后、御辱谓之四邻，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邻乎？”孔子曰：“文王得四臣，吾亦得四友。自吾得回也，门人加亲，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赐也，远方之士至，是非奔辏邪？自吾得师也，前有辉，后有光，是非先后邪？自吾得由也，恶言不至于门，是非御侮邪？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亦有四友以御侮。”（伏生：《尚书大传》，嘉庆庚申爱日草庐藏本，卷二，P4下）

　　《尚书大传》所记孔子之事，又见于《孔丛子·论书》而文字略有不同。在这一记载中，孔子不但将四个弟子颜回、子贡、子张与子路称作他的“四友”，而且将四人比作辅佐周文王的“四邻”，由此可见孔子与这些学生具有一定的主从关系，并非只是普通的师生而已。孔子应当就是被辅佐的“士”，而他的学生至少有一部分应当被看作是他的“朋友”。他们前来依附他并辅佐他。按照师旷所言，“朋友”对于“士”的辅佐具体表现为“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而孔子的许多学生事实上也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辅佐孔子的。如《论语·阳货篇》载，公山弗扰以费叛鲁，召孔子，孔子欲往而为子路所阻；佛肸以中牟抗赵简子，召孔子，孔子欲往而又为子路所阻，即所谓“过则匡之”。又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罹难于蒲，其弟子公良孺奋死与蒲人斗，即所谓“患则救之”。这样的事例还很多，足以说明孔子与其部分学生的关系符合师旷对“士有朋友”涵义的阐述。同时也说明，“士有朋友”之“朋友”并非今日一般涵义上的朋友，而是对“士”具有辅佐义务的仆从，亦即当时人所谓之“隶子弟”。孔子不但将其部分学生称作“朋友”，而且也常待之以宗族子弟之礼。《礼记·檀弓上》载：“孔子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曰：‘昔者夫子之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由此可见，子路、颜渊这两个“朋友”，还被孔子在丧服上待若宗族子弟。再者，就《论语》一书来看，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力兴办私学的人，孔子经常称他的学生为“弟子”。如《雍也篇》载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以颜渊。《先进篇》载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又对以颜渊。孔子为什么称其学生为“弟子”呢？以当时礼法来看，孔子与其学生实属“士”与其“隶子弟”之关系。

　　孔子与其门人这一层关系及其内涵，后人多不甚了了。程子曾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理解为：“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程子不了解“朋友”的古义，不知道孔子的这些弟子、朋友对孔子有“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的责任，以为孔子之所“乐”在于“信从者众”。“信从者众”固然是可“乐”的，但对于孔子来说，更值得高兴的恐怕更在于这些弟子可以帮助他匡救过失，切磋道义。我们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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