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作者的学术素养才是造就如此明白晓畅之文风的根本原因。鲁惟一教授自求学时期即钻研中国历史，尤其是汉代历史，已撰有多种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论著，其中如《汉代行政记录》（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7；reprinted　London：RoutledgeCurzon，2002；于振波、车今花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及其主编《中国古代典籍导读》（Early　Chinese　Texts:a　Bibliographical　Guide，Berkeley：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and　the　In　stitute　of　East　AsianS　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3；李学勤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与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合编《剑桥中国秦汉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I:the　Ch’in　and　Han　Empires,221B.C.-A.D.22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也是中国学者了解较多的名著。正是因为有如此深厚的学术积淀，他在探讨汉代思想史的众多论题时才会显得那么游刃有余、轻松自如。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书文风的明白晓畅并没有掩盖它对先秦两汉思想和历史本身的诸多洞见。比如，我们都知道，刘向、刘歆父子对当时官方所藏图书的整理和著录工作，是中国古代文化和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刘氏父子工作成果的《别录》和《七略》，原书虽然久已亡佚，但其主要内容则被保存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后人想要了解先秦两汉的典籍流布和学术传承，必须要研读《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也因此成为历代学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经典之作。然而，鲁惟一教授却在书中指出，当我们使用“道家”、“儒家”、“法家”之类的术语来讨论先秦两汉的思想史时，应该思考两个问题：第一，司马谈所论六家或《汉书·艺文志》所论十家不一定是自先秦就一直实际存在，而是汉代人设想出来的；与此相关，第二，某些图书被归在某家之下，很有可能是出于实际操作上的原因，而并非基于学术本身的考虑。因此：

　　由于所有这些局限，中国学者接受了刘氏父子著作中所遵循的分类，这已经成了他们的一种传统惯例：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把这些类目回溯性地应用于大量的中国文献中。结果在这种意义上是错误的：他们在根据一个或许并不适用于早期中国著作的标准强行分类。（原书7-8页，中译本8-9页）

　　这种推论和提醒显然是有其合理性的：“六家”和“十家”的差别本身或许就足以表明它们只是汉代学者的“回溯性”构想了。

　　又如，对于在中国历史上饱受非议的秦始皇和王莽及其政权，此书也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它们对中华帝国的不应被忽略的独特贡献。在中国历史上，对皇权实践和观念的认同是中华帝国得以延续近两千年的重要支柱之一，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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