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铎爱国爱书的情结，将书涨了二十倍，大捞一把。郑振铎本人则被蒙在鼓里，还称“保存文献，人同此心。博山为我辈中人，故尤具热忱”。
陈福康不为尊者讳。为郑振铎先生作传，自然不可能回避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例如，对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鲁迅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诚哉滔滔不绝，然此仍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有人也借鲁迅此语，贬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陈福康在传记中指出，鲁迅是“误会”了，因为鲁迅写信时，全书还没有出版。陈福康认为，此书“在论述中较好地处理了作家、作品、流派、思潮、运动等等的关系，做到自成体系，从横的方面反映了各个时期文学的总貌与成就，从纵的方面又体现了文学史发展的线索与规律”。
合上厚厚的《郑振铎传》，笔者不由得沉思：在单一的领域，郑振铎不一定是位列其首的大家，但像他那样集多种身份于一身而在各个方面成果斐然者，在现代中国恐怕不多见。相比之下，他显然是冷寂的。或许，是因为他走得太早，五十一年前的10月17日，他在出访途中因飞机失事而遇难；或许他解放后也没有太多的坎坷，因而也没有了炒作的卖点，在研究界、在媒体上“热”不起来。但愿陈福康《郑振铎传记》的出版，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位“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李一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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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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