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典妻有哪几种动机

    1.因贫而典

    男人因为贫困而典卖妻子，这是最通常的一种情况。如“陕督题：赵成都因贫捏以已身故，托人将妻徐氏嫁卖经郭宽契买作妾。赵成都屡往索钱，郭宽将其谋杀。”又如“黄万安因贫将妻章氏捏作孀居弟妇，浼人辗转说合，卖与余姚县知县疏筤作，嗣欲往探借贷，因无人引领入署，该犯即串嘱妻叔章礼庆出名具控疏筤买娶有夫之妇，希图讹索，实属狡诈。将黄万安比照将妻作姊妹嫁人杖一百律，酌加一等，杖六十，徒一年。”《清朝野史大观 清人逸事》载：“鲍忠仕超未贵时，贫甚，典其妻与人。”

    这些都是典型的因贫困而典买妻子的事件，以人为物，按年龄、容貌论价，将自己的妻子作为商品换取生活资料。更有一些情况是，一些妇女为了自己的家人生计，不得不自卖自身，被典的妇女往往是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

    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着一件卖身执照，原文是这样的：“立执照：婚书人刘门杨氏，因丈夫亡故，并无家业、儿女，无依无靠，度日难过，亲朋无有，每日哭哭啼啼，家人可叹，因此自托冰人自卖自身，情愿卖与周凤喜身旁为妻，度日远年，三造说允同家言明，做身价钱壹佰伍拾元正，当交不欠，笔下交足，自交价后，永不反悔，此系两家情愿，若有反悔者，有冰人执照为证。媒人：李德功、老金太太，宣统元年九月十二日杨氏代字赵青山。”

    这件档案所展示的卖身执照发生在1908年。奉天省安东县的妇女刘杨氏因丈夫去世、膝下无儿无女，没有亲戚朋友，没有家产，也没有了在夫家再待下去的理由，且自己生活又无依无靠，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家里人(杨氏丈夫家里的亲人)看着很可怜，同意她另找个人家。因此，杨氏托了个媒人把自己卖给他人为妻。这种自卖自身的现象只能是妇女在走投无路时，迫不得已所采取的下下策，其未来命运只有听天由命了。

    2.处罚不贞之妇

    如：“奉尹咨：孙富有与大功弟妻通奸，后其夫将奸妇卖与他人为妻。”

    3.变相霸占妇女

    “赵端士因见胡任氏被夫责逐回家，起意乘机谋娶，给伊子赵伯麟为妾，商同曹之铎等将胡有义唤至，令其休妻不允，该犯即以告官之言恐吓，并起休书稿底，逼令誊写。胡有义畏强照写，嗣赴学院衙门具控，又被该犯浼令孙精一拦回。该犯见事已寝息，往向氏母任陈氏说允聘娶作氏，与赵伯麟成婚。”这是一起典型的霸占别人妻子的案件。

    又如，张俊保意图谋娶郑氏为妻，许给郑氏之母郑陈氏财礼，嘱令转向张孝相商休弃改嫁。郑陈氏贪利允从，张俊保即浼胡老黑等为媒，送给财礼钱文。郑陈氏嘱伊子郑长明写就休书，向张孝捏称郑氏患病，诓令张孝至家，郑长明母子逼令休妻不允，郑长明捉住张孝手脚，涂墨按印休书而散。

    张俊保迎娶郑氏成婚，彼张孝邀同贺宗孝等同赴郑长明家理论，郑陈氏不服争吵，张俊保听闻赶往，将贺宗孝揪扭，被张孝殴伤，将郑氏拉回。此类案件有两个特点：第一，妇女本身的意志在封建婚姻中往往被漠视；第二，矛盾的主要当事方往往是女方的家人和女子的丈夫或是第三方与女子的丈夫，妇女在事件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

    4.诈骗行为

    北抚咨：李怀志将妻范氏捏作为妹，改嫁廖志德为媳，李怀志捏称被拐，向索钱文。复起意纠众抢回，希图勒索。

    又如：姜兴价买武发起之妹武氏为妻，后因贫复将武氏捏作伊妹转卖与张范为妻。曾向武氏言明过门后乘机拐回，嗣因无隙可乘，起意强抢。邀允白天章等一共七人，夜前往将武氏抢去，并拒伤张范。

    清代是一种宗法社会，它要求人们从婚姻的缔结上必需服从宗族的利益。“新娘中谁是最适当的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体系之下，决定这个问题的不是他个人的愿望，而是家庭的利益。”因此只要家族需要，妻子作为家族中“承宗庙，继子孙”的工具，完全可以被牺牲。而且因为在婚姻的缔结上，漠视当事人的意志，婚姻双方的结合是依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甚至还形成了童养婚之类的畸形婚姻。这样的婚姻不但没有感情基础，妻子也往往因此而对被出典的事情表现冷漠。一些妇女被反复买卖后甚至还参与了一些以自己为诱饵的诈骗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