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至民国，何绍基、赵之谦乃至“碑学”理论的主将康有为等在实践方面吸纳传统文人书风，走碑帖兼综的道路。刘熙载、杨守敬等人提出，碑帖二者，各有其骨、各有其韵，合则两美、离则两伤。“碑学传统”（“民间书风传统”）在精神内容的构建乃至技巧的发展上，均难离开文人传统的扶持。

　　“碑学传统”（“民间书风”）也面临追问。旅美学者白谦慎曾尖锐提出:“经典是否可以无限度地扩展?”如果北朝的“穷乡儿女造像”（甚至古代的所有字迹）可以无限度地被追认为经典，那么现代人随手书写的字迹若干年后是否也应当享有这样的资格?因为它们同样也具有随意、不拘、变化无方等等“形式特征”和“意味”。如此推理，那么书法的边界将消失，任何随意涂写的字迹，都可能被“阐释”为具有审美价值的书法艺术品。

　　“碑学传统”事实上是一种双向扩充，一方面是对书法的“文人传统”的扩充，另一方面也需要扩充自身与经典主流文化内涵的关联。前一个扩充完成得很好，书法因之而丰富;但后一个扩充则有待深化。

现代书法渐行渐远　边界是否可以无限度地延伸

　　边界问题同样存在于“现代书法”，只不过有的现代书法走得更远，不仅要脱离“文人传统”、“碑学传统”的畛域，有的甚至主张取消汉字。有学者指出现代书法利用古汉字的象形性以及书画同源等理论作为创作依据，实践证明这是有疑问的。部分现代书家引入西方抽象构成的系列方法及装置、观念、行为等前卫艺术形式，许多从事这种探索的艺术家自己就没有把作品归入书法中，而视作现代艺术，所以邱振中很巧妙地为之拟定了一个名称——“源于书法”。取消汉字、抽象构成，消解书法与西方现代艺术的边界，书法作为艺术之一门类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成了问题。

　　在中国古典文化基础上生成的书法艺术，不可能始终保持古典形态，必然也要向现代转化。事实上中国书法艺术是具有包容性的，并不排斥从世界艺术中获取有益的东西来补充自身，它已经并且还在不断吸收西方现代艺术中有价值的观念和方法，在当代书法的许多展览中都能看到其迹象，有的展览甚至不惜突破边界，吸收“非汉字书作”。但是如果敞开的结果是取消，那无异于自我毁灭。因此，对书法领域内的“现代性”探索，最重要的是掌握“度”，在坚持书法最具本体性的特点的前提下寻求其现代转向。

　　书法是我们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如何把握书法艺术的民族文化特性，保持其艺术特质，同时又敞开胸襟吸纳世界艺术和当代生活的诸多养分，使之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持续焕发其绚丽的光辉，这是所有热爱中国文化、中国艺术的人们共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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