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格与个体实践的辩证关系，正是其充当这种“中介”角色的生动展示。同样，对宗族、民间信仰的探讨，也都是为了从不同侧面呈现出“国家”与“社会”相互“内在化”的丰富样态。
关于文献与田野。与传统史学形成鲜明对照，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另一个最明显的做法，就是注重文献解读与田野调查的有机结合——不仅主张在田野中搜寻民间文献，以尽可能接近历史事实和历史表述的“整体性”;而且强调文字历史与“可观察”的社会文化实态之间的互参，并以此来恢复文献的活力及增添其信息量。从“技艺”上说，历史学者的“田野”除了是一种可以通过直接呈现多元历史叙事以表达“总体史”追求的有效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田野”中各要素所构成的社会文化有机体，可以为洞察零碎、片段、甚至矛盾的史料之间的内在关联提供鲜活的“现场感”。“在地化”并非区域社会文化史的目的，而是其“在田野读”与“读田野”并重并举的一种方式或途径。秉持着这样的“田野”观，研究者们深入村社，是为了发现村落里的“皇帝”;寻访庙宇，是为了一睹神明背后的“官衙”;细读残契，是为了读出民俗中的制度;究问乡族，是为了辨析出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格局;搜罗传说故事，是为了理解乡野百姓如何把自己置于“大事件”之中来获得历史体验——显然，这些问题只有在田野中才能被“读出”;同时，这些问题也只有在对“大历史”的回应和追求中才能被真正“读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社会文化史的“田野”取向，并不单是一种“技艺”，而是深刻反映出研究者看待历史的本质及其认识论的基本态度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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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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