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读到这本书时，我产生了一个想法，为什么这些书只能在英国而不能在美国和德国出版？国际委员会里绝大多数是美国人和一些德国人、英国人，德国是日本的同盟国，因此他们不希望谈论任何有关日军暴行的事件。如果在美国出版，美国人也一定会遭日本记恨。感谢作者提供给我有关日军侵华战争中许多十分重要的暴行案例，这让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日军在华北、山西、上海、杭州和其他宁沪杭铁路沿线城市的暴行。

    我十分高兴打印装订这两本有价值的书，书中充满了作者对中国无辜民众的同情。我相信我的祖国会赢得最后的胜利，并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吴先斌把这么长长的一篇文字，悉数印在了博物馆小小的宣传折页上，谁都看得出他对之独有一份格外的看重。“这篇文字的落款日期是1938年11月8日。那正是日军对中国侵略最疯狂的时候。一个老百姓却能对国家如此有信心，相信它将最终战胜敌人，并且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让我非常感动。所以花多少价钱我也一定把它买下来。不要一提侵华日军，就是眼泪、就是这个城市如何生灵涂炭，苦难中中国人的信念和自信更要发扬光大。我要让世人看到，即使是在最苦难的时候，一个中国人仍然可以对自己国家持有怎样的信念。抗战，是民众的抗战。一个国家，它的民间强大了，它才有可能真正强大。”

    最先看到的展品

    ■无名战士表情直入人心

    每个走入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的人，最先看到的都是那组无名中国士兵的照片。

    吴先斌刚为他们每一个都新加了射灯。每当参观的人来，那些灯会亮起，为拾阶而上的你照亮那些72年前年轻的脸。他们或倔强、或淡定、或顽皮，甚至是牺牲后坦然如归的表情，都直入人心。

    第一个，是那个台儿庄士兵，风纪扣紧系、挺拔的年轻的胸、钢盔下仰视的稚气却倔强的脸。1938年5月，这张“中国无名战士”的脸，成为某期美国《生活周刊》的封面。在那本我们目前所见最早向西方世界介绍南京大屠杀的杂志上，他“向世界宣示中国人抗战到底的决心”。

    第二个，是个女兵，在战场上或是行军途中，席地安坐就餐；第三个，是个孩子，身上左背右挎着水壶、挎包、搪瓷缸子，他在镜头前竖起右手拇指，笑得很快乐——“我们天下第一，誓将侵略者赶回老家去。”

    那些年轻的士兵，他们后来怎样了？他们的身体或灵魂，今天都在哪儿？

    有一张死去的中国无名士兵的照片，“巴金先生看到此照片后写道：‘他走了，给我们留下自由和国土。’”

    在朋友新近送来的一本书里，吴先斌读到一个故事：抗战时期，有一记者碰见一军人自愿去河北组织游击队，军人表示，对于中国的最后胜利，他是确信的。记者问：“中国打胜以后，你打算做什么事情？”无名军人很冷静地说：“那时候，我已经死了，在这次战事中，军人大概都要死的。”他坚持跟人说他看见过那个军人的脸。

    那是一张在他楼上楼下共一千平方米的馆内，被放到最大的照片。他把它命名作《中国军人的自信》。这是他今年9月，在一本美国出版的旧书《二战时期同盟国军服及装备》上偶然的发现。那天，在北京潘家园市场，他就为这张照片买下了那本书。

    “为什么我把它拿出来放这么大，放在这么一个显眼的位置？你看这个中国军人眉宇间的血性，马革裹尸，视死如归。这个世上，人应该相信有比生命更高的东西。今天我们做这么多，我们在新的时空下来回忆抗战、解释抗战，为的就是找回这两个字——自信，对我们信念和力量的自信。其实我办这个博物馆的目的也在于此，新的时空下，我们中国当如何重塑自信？这是我们今天该思考的问题。”

    追问历史的人

    ■有一个专门展柜属于张纯如

    在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有一个专门的展柜是属于张纯如的。那里面是一张1995年来南京采访时，她给江苏社科院研究员王卫星教授的名片；她委托给杨夏鸣教授保管的四盘录像带；她父母2007年的今日，题赠给吴先斌的她那本《南京暴行——被遗忘的二战浩劫》的中文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