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下血气冲天。

    吴先斌是个热心的讲解者，只要人来，只要他在。

    历史没有旁观者。每一件藏品后面都是故事。

    留下名字的人

    ■战士张士元

    他总会讲起那个烟盒。72年前中国士兵张士元的烟盒。

    水牛角做的，用来装烟丝，还有能开合自如的盖。随身的尺寸、精细的打磨，射灯下有温润的光华。它的生动更在上面刻的人和字。一面是戎装的士兵单手持枪，迈步奔跑向前，另一面是字——“共赴国难”，还有主人的名姓——“第四旅七班张士元制”。

    这是吴先斌最心爱的藏品之一，很多年前他在一个文物市场找到的。“我们当年的精神面貌就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自信。当年不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军队，中下级官兵大多都是普通百姓。国家危亡的时候，成千上万中国的老百姓就是这么英勇赴死、报效国家的。”这个拿枪士兵的身影经过艺术加工后，最后做了博物馆的馆徽。今天每个来馆看到它的人，都可以用盖一个章的方式，把它带回家。

    “我多次想找到张士元本人，也发动过媒体，找不到。”那只一看就能写一手好毛笔字的多才多艺的手，最后拿了枪，后来他怎样了？“整个抗战史，无数细节就是这么湮没在时间长河里。我们今天的人已经找不到当时历史的来龙去脉了。”

    但是他的名字留了下来。“我看到资料，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直接阵亡的将士，负伤、失踪的都不算，170多万；负伤的是180多万。350万人里，能留下名字的有几个？”

    ■救护队长薛葆宁

    留下“薛葆宁”这个名字的，是一本影集。

    照片内容是1937年八九月间遭日机强力轰炸后的南京。拍照人薛葆宁，是当日最先出动的5支市区救护队一个队长，和平时期他的职业是职工夜校的一名教员。

    他的笔迹在那些照片边缘依稀犹见——“惨死在敌机之下的南京市民，1937年7月11日”。“这里的7月11日是农历，公历我们算了一下，是8月15日，日军轰炸南京的第二天，当年的人公历农历都用。”吴先斌解释说。72年前那“南京覆舟山下一夜”，薛葆宁和他的同伴“救护125人”，“这一晚上，日寇的炸弹下地之前，我跳到河里去了，没有受伤。”

    这有幸全于战火的生命，1937年以后的轨迹是这样的：“1938年春，在八路军长沙办事处，经徐特立、王凌波批准加入共产党。”以后就一直做地下工作。上世纪四十年代，他改名叫薛宁人。“1975年秋，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备受迫害，病重逝世。”

    “本册为其‘文革’发还的遗物中，可供南京市党史资料参考的一部分。1987年10月15日薛葆鼎注。”他的弟弟薛葆鼎，今天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72年前还是中学生。他们兄弟两个，是中国大教育家顾毓秀的表弟，当年生在无锡的大户人家。那个时候只有大户人家才有照相机。

    吴先斌采访过薛葆宁的姐姐，那些家里人用拳拳珍重之心整理过的照片，一心是要捐赠给国家的。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流到社会上去了。最后吴先斌用4600元把它们从水西门废品收购站里买回来。“十年坚守旧货市场就有了今天的馆，这就是一个‘捡垃圾’人的成就。”在他看来，旧书、旧资料市场是南京这个城市文化的根，“没有这个根，枝叶再繁茂也经不住风雨。”

    ■逃难者周廉臣

    周廉臣的名字，写在一本发黄的《流亡日记》封面上。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1月25日，在南京市滨江初小上了最后一课，26日清晨五时意志终于屈服了情感，整装就道作东归计。是时汽车交通已经断绝五日矣……”72年后的人读得出这开篇第一句中对一座城市的恋恋难舍。

    “这是一个初小老师逃难三个月的经过，他在中途听到了南京大屠杀的消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个个人的逃难史，看到当时这个国家的苦难。留在南京城中的百姓遭遇了大屠杀，逃出南京城的人，也未必就多么幸运。他们同样经受苦难，颠沛流离，从南京一直逃到贵州的独山，那是我们抗战的后方。”吴先斌这样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