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细研读这本路上写就的日记，可以知道一个南京市民在1937年11月25日至1938年2月之间，他每日流徙的方向、使用何种交通工具，甚至他都用些什么东西果腹。字里行间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有“空袭警报”、“拉夫”(抓壮丁)、“兵众”等等。

    其间，他曾在12月1日又回过南京，甚至还专门去看了他教书的学校，“过雨花台，觉防御工事进行迟缓。十二时到赛虹桥，至校内一观，所有心血结晶布置付之一毁。”

    此后的日子他与南京渐行渐远，一路流离。再次出现“南京”，已经是1938年1月，他抄录了一篇报道，题为《劫后之南京惨状》：“中央社香港二十二日南京讯，南京被日军占领迄今已达39日，但仍有许多地方大火尚在焚烧中，恐怖之时期仍未度过，所有商业区均成废墟，除野犬纷出觅食外，绝无人迹，现除难民区外，全城已成空城云。”

    此篇之后，日记呈现出的情绪陡然不同。32岁的南京人周廉臣开始想“有代价的死即生之门径”、“空谈不能救国，从此以后，莫只说，快去做”，他抄录《卢沟桥》的歌谱，录曾国藩的“八败”之说分析“现今社会上一般矛盾现象”，甚至拟就《抗战时期的儿童教育改革》方案，并在前言中痛陈：“个人一向服务儿童教育，自京都告急，民国二十六年11月25日上了最后一课，随着大众流亡至汉、抵湘再转桂，自悔我国过去教育失败，今后当遵教部抗战命令办理，援拟国民教育原则与实施方法于启，以求识者批语指教。”

    整本日记的最后一页，是剪自某报纸的社评《日本投降了》，社评开头是杜甫那首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这是我在文物市场收购来的，另外一个收藏家转让给我的。做一个博物馆就是这点好，可以给散落在民间的东西一个好的归宿。”吴先斌把整本《流亡记》复印给我，叮嘱记者“好好写写”，“这个周廉臣也找不到。后来我想，无论找到与否，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他身上体现出我们这个民族的韧力与自信。追怀既往，以励来兹。关键是我们这些后来人如何得到鼓励，那段历史固然苦难，我们还是能从中还原出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自信。”

    ■国际安全区邰常仁

    邰常仁是个音译过来的中文名字，人们只见到这名字的英文拼法是Tai Chang-sen。

    不是外国人，他是一个精通英文的南京人。1937年，他是金陵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在国际安全区内完整经历了南京劫后那段最恐怖的日子。

    他给后人留下的唯一东西，是完美装订在一起的两部英文著作的打印稿——《战争意味着什么——日本侵华暴行》和《南京城的兵燹之灾》，两个外国人分别写于1937年和1938年，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对日军侵华暴行的记录。

    今天，人们不知道71年前那个冬天，在南京，邰常仁是怎么拿到那两本英版书的，不知道他那段在打字机上一个一个字母“抄”下那两本书的日子有多长，不知道他为之经历过怎样的闪躲、恐惧和劳碌。要知道，那是1938年。

    今天，也没有人知道，这个中国人的名字到底是哪几个字。

    邰常仁的故事，似乎更适合用他写在那部书稿的前言来讲。那段前篇，吴先斌请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张连红教授(他也是南师大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把它译成了中文：

    “我十分高兴我能读到这本书，它对于人们了解日军暴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我也非常感激那些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他们留在南京保护救济了25万难民。

    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我们最凶恶的敌人日本占领了。在那段时间里，我呆在金陵大学图书馆里工作，当时图书馆的建筑里挤满了难民，一直到1938年4月这些难民才逐渐回家。我非常高兴有机会能为他们做些服务。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我看到了许多日军的暴行，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欲，随时随地强奸妇女和年轻的女孩。他们抢劫难民身上的所有财物，甚至一些外国人的财产，即使有外国旗帜挂在屋顶上，他们也不放过。他们大肆焚烧房屋和商店，他们强迫难民离开难民所回到自己的家。国际委员会认为由于日本士兵的残暴，这些难民不能回到自己家中，因此他们极力同日本大使馆沟通，十分幸运的是这些难民最后得以留在难民所避难。由于日军不让难民拥有粮食，国际委员会要求日军士兵向难民出售大米和面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