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耘书屋问学记》 三联书店1982年初版，2006年增订，18.00元

一

　　以往读此书，乐于看学生辈勾勒出的史学大师陈垣先生的画像。学生笔墨风姿各有不同，有儒雅的，有深透的，有直言的，也有端着架子放不下的，执笔者不同，便要你综合地来看这幅画像。不过客观讲，学生写老师或老师写学生，都未必合适。因为关系一定，话便不好说。当年戴震婉拒姚鼐拜师，说古代的所谓“友”，“分师之半”，“仆与足下无妨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戴震全书》第六册，P373，黄山书社，1995）表面的原因也是不愿为师生名分所牵制，愿留一友，不愿多一个白发门生。然而今日重读，观老师如何言传身教，学生如何逐步成长为学术权威，再对比今日之学风与今日之境况，感慨也多。

　　前一段读到周振鹤的《评教授为什么用量化标准》（《南方周末》2009年2月4日）。文章说：“如果按照现今标准，许多过去的学术权威在今天都是评不上教授的。”“为什么过去凭几篇论文就可以评上教授而现在不行？因为过去学术水平的高低自有公论，一篇优秀的论文可以胜过几部无用的专著。”“在学术权威性已经流失的今天，没有人说了算，那么量化考核就自然大行其道了。”

　　学术界没有权威，这个问题是应该怪师父还是怪徒弟？今天在文史研究领域存在这么一个现象：有一大批人，以四五十岁的为主，第一看不起古籍整理，认为校注、笺证的著作不算著作，自以为研究性的论著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分量重。可拿一页白文给他，标点都加不对。第二看不起考证学，认为是下死功夫，死下功夫，繁琐考证，乾嘉末流；是旧斧头，钝了，过时了；不用脑袋做学问，用屁股做学问；还给他们取名说“记忆性文化族群”。读这本书，可以驳斥这两个方面的偏见，廓清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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