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出自己的专著。陈先生这条路循序渐进，不陵节而施，值得我们借鉴。解放以来，批判繁琐考证，强调有意义的学术，但在文史哲人才培养这一方面，倒逐渐显出不足。缺乏最初的严密训练，导致了后来的根基不稳和无根游谈。于是援外以救内，谈炫西洋之学，为自己贴科学的标签。陈寅恪引用的“不树新义，未负如来”，呈现新的内涵。又，二十几岁的学子就立誓发愿研究思想史、学术史，书未读过，便作高谈。蔡尚思回忆：“直到一九三三年，还来书教导我道：‘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为足下自身计，……似尚须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以动国际而垂久远。’”（P8）为什么会趋之若鹜，究其因，有趣自是其一，轻松更是关键。考据学是极其辛苦的，我们从陈垣弟子关于点读《日知录》的记述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而“义理”之追求，搞不好更像“想象力的游戏”。
提到考证，除了“繁琐考证”之外，还容易让人理解为囿于书斋而不出，脱离现实，“以书堆证书堆”，于是考证学被人看作是“纸上考古”。其实不是。看陈垣的做法，柴德赓回忆：“《四库全书》修成后，有的书很少有人翻过，所以切过后，尚未分开，页与页还粘在一起。他曾经带领几个中学生到馆内，专门去点页数。”（P27）又说：“抗战时期，他发现一块地方有明末遗民的语录，但这些材料在一个小庙里，而这座小庙破破烂烂，有几百年没有人进去了，灰尘很厚，蚊子特别大，特别多，老先生他就先打了预防针，然后进庙里去翻材料，一早就去，在那里翻啊看啊，吃了饭又去了。凡是什么地方发现有材料他总是不管远近，不辞辛苦跑去搜集；一找到什么书，他就废寝忘食地去读。”（P38）可见傅斯年所谓“动手动脚”亦不过考证学题中之义。
我们把王国维取地下出土之物与书上之材料互证的方法，称为“二重证据法”，后来又称叶舒宪有所谓“三重证据法”，只是称谓上的强调，本皆考证之义，反对“静坐书斋”而已。史学大师陈援庵教会我们何谓完整的考证学。
四
否定考证学是由批判胡适引起的，后来思想解放，这思想却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从思想上轻视考证学到今天教学上不注意训练学生扎实的考据基本功，如今产生不了学术的权威难道不是必然的吗？人们应该说已经注意到这一点，程千帆就把自己的外孙女送到陈尚君那里去学考证，不正是看到这一点吗？但是，正如前文所言，教学上的努力，似乎还未曾有人“出力傻干”，陈门弟子“愧对”之责还萦绕耳边。
读此书还有一点小小的遗憾，也可以说是疑问，就是12篇文章中没有陈述的回忆文章。陈述是陈门早期弟子，依我看也是成就最大的一位，陈寅恪1942年就曾为其《辽史补注》作序。纪念陈垣的文集里没有陈述的片言只字，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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