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次学生整老师以后，老辈寒心，这次整完，还希望下次老师悉心教授，岂不荒谬？槐聚翁言“弟子墨守者累师，出蓝者害师”，最有代表性。段玉裁为戴东原作年谱，说：“大国手门下，不出大国手。二国手门下，教得出大国手。”此也许适用于戴氏，然并非公理颠扑不破。如今那么多二国手、三国手，怎么就教不出大国手？所以“教”字上有问题。

三

　　陈垣去世后，邵循正为他写挽词，说：“稽古到高年，终随革命崇今用；校雠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不知有无微词。

　　1954年陈去信问杨树达在干什么，杨说在“法高邮”；陈又去信说“法高邮不若法韶山”。高邮，指二王；韶山，不言而喻。

　　陈寅恪的弟子唐长孺评价陈寅恪说：“先生自有如椽笔，肯与王钱作后尘。”王指王鸣盛，钱指钱大昕。（《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P466，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前面不作殿军，后面甘为后尘，可作对比。

　　蔡尚思回忆：“陈师曾在与友人书中，自述其史学思想的变化道：‘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遵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又讲《鲒埼亭集》，亦欲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P24）

　　我们看到，陈垣走了一条从“精密考证”到“有意义的考证”的路。陈寅恪序陈垣先生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云：“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正是其意义所在。《通鉴胡注表微》、《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清初僧诤记》，皆可作如是观。而《通鉴胡注表微》是踵钱大昕《通鉴胡注辨证》而成，则明显矣；钱大昕曾评释《日知录》百数十则，陈垣研读顾炎武亦踵其后。作不作“殿军”暂且不论，陈垣由考据起端当为定论，一生成绩亦由是起家。

　　所谓“有意义的史学”，从特征上来看，自然摆脱了清代学者支离破碎、为考证而考证的繁琐学风，但反过来想一想，没有乾嘉作根柢，一上来就追求“有意义的史学”，那就如同小孩子还不会走就赶着去跑。这种高兴而慌张的学问，容易摇身晃倒。我们今天就好似要将陈垣先生的路倒过来走，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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