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成就，令人惊叹。

　　当然，从林林总总的资料中，我也了解到杨先生他们的学术背景。杨先生生于天津，有旧学的根底，中学毕业后留学牛津，在那里认识了戴乃迭，后来结为夫妇，一同回到抗战期间的中国来，教书，办刊，写文章，写诗，但主要是做翻译。

　　我消化完资料，把杨先生他们的翻译成果梳理个大概，完成了李岫老师布置的课题。不久，李老师说，杨敏如先生看了你写的东西，又转给了杨宪益先生。他们说，你还是认真读了杨先生的书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去看看杨先生。

　　当然，我当然愿意。这样传奇的人物，这样的大家，能亲聆教诲，是多好的机会。

　　2000年的一个冬日，我去友谊宾馆，见到了独居的杨宪益先生。当时戴乃迭先生去世不久，他精神还不太好，说话不多。对一个慕名来访的学生，他是和蔼的。虽然他听我问来问去三句话不离翻译，略微有点无奈，但态度一直很温和。喝完了杨先生待客的红茶，我起身告辞。杨先生说，谢谢你喜欢我的书，有几本书你要的话拿去吧。说完从书柜里抽出几本书来，有一个薄薄的小本《近代英国诗钞》，有一本纸张发黄的《译余偶拾》，还有一本新书，香港给他出的诗集《银翘集》。

　　拿回学校去细读，才发现，我对杨先生的了解，连一知半解也算不上。

　　《译余偶拾》，是他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写的考古与文化比较的论文集。《近代英国诗钞》，是他从英文翻译到中文的诗集。《银翘集》，是他的个人诗集。

　　从这几本书开始，到后来我决定以他们的翻译事业为题，写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到后来认识了杨先生的小妹、《呼啸山庄》的译者杨苡先生，在杨苡先生女儿赵蘅老师家里，与她们共同为戴乃迭先生整理资料，编定她的纪念文集……杨宪益、戴乃迭先生的治学与生活故事，在我面前由模糊而渐渐清晰。

　　杨先生是个翻译家，这一点毋庸置疑。少为人知的是，他也曾任教于重庆、贵阳、南京等地的高校，教书育人。他从牛津时期就开始热血报国，组织、领导中国学会（China　Society），自费编印发行英文报刊，为祖国的抗战募捐筹款；建国前参加民主党派，为民革前身之一民联的重要领导成员，抵京后又为民革中央委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活动家。他自幼读经史，又受老友历史学家向达等人的影响，对敦煌文献投入过相当大的精力，并写出不少研究文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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