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易见不到杨先生情绪激动。有过几次他激动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戴乃迭先生英文自传的发表。当时我为英文版《中国妇女》做兼职编辑，偶尔也有机会参与选题会。那边的老师听说有这么一位为中国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英国专家的材料，很感兴趣。我征得杨先生同意，把戴乃迭先生的手稿《我有两个祖国》整理编发出来。发表的时候，已经译成中文，后来经杨苡先生改定，发表在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上。
无论是英文的杂志，还是中文的报纸，刊出戴乃迭先生自传的时候，杨先生都是开心的。电话中告诉他消息，并且询问稿费该如何邮寄，杨先生的反应永恒地是这样：“不要稿费！都买成书吧！”
他讲，稿费没什么意思，把书和报纸杂志保存下来，才有意义。和杨苡先生聊起来，杨苡先生说，“哥哥一直是这脾气。他不要钱的。他对钱没概念。他喜欢书。”
喜欢书的杨宪益先生，一生爱买书，爱藏书，也爱往外送书。早年他在牛津的藏书跟随他回中国，历经日本人的盘查、从重庆回南京的沉船，后来所剩已经不多。但直到他独居的时候，还有几柜子的书籍。其中有早年的藏书，有朋友的赠送，还有他们自己的译作。无论是哪一种，只要朋友或后学晚辈说喜欢、想要，杨先生总是一句话：“拿去，你们要用就拿去！”我所保留的他的资料，有大半是这么来的。
杨先生走了。深夜徘徊在他留下的大量书籍资料前，看那一连串熟悉的书名和人名，无限怅惘。人人说他著作等身，他等身的又岂止是著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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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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