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王世襄也想出去碰碰运气。他谋划着，先从美国设在日本的文物调查机构下手，挖出中国文物的线索，等拿到证据，再向日本政府提出具体偿还要求。

　　一天下午，王世襄到该机构“套瓷儿”，这里的两位负责人，一个郝利斯，一个谢门李，恰好都外出了，接待他的是一个低级工作人员。

　　这个接待人员十分热情，带王世襄去看他们编好的卡片，足有十几个抽屉。王世襄看了几个抽屉，已到下班时间，其中内容多以古建筑、古迹遗址为主，不是流动文物，于是约定第二天再去。

　　不料，第二天清晨，这个接待人员就慌慌张张地跑来找他，说昨天犯了错误，不该带他看卡片，因此受到上级的责备。他怕王世襄还要去找他，特意跑来通知，今后若想到他们那里，必须履行约定手续，否则不予接待。

　　此后，王世襄几次通过代表团约定时间，都被美方托词拒绝。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确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不愿意让中国流失文物归还原主。这里面除了政治、外交的因素，某些个人的因素也发挥了作用。

　　1948年，王世襄到美国，听说郝利斯已成为古玩商，这才恍然大悟，如果文物归还了中国，他的生意就没有办法做了。

善本楚弓楚得

　　至此，在日本追偿文物的工作已是处处碰壁，寸步难行，王世襄深感空耗时间，不由想起故宫的工作来。故宫博物院从成立到抗战胜利已经有二三十年，但有些文物仍被压在尘土之下，更别提分类和编目了。一想起这些，王世襄就觉得自己也被压在尘土之下一般。

　　显然，回故宫去做些踏踏实实的工作，比在日本待着要有意义得多。于是，他直接写信给杭立武，详陈在日工作无法开展，请求准予回国。杭立武起初不同意，认为派个人去日本不容易，既来之则安之，工作一时不顺手，可徐图之。并说除非有特殊任务，否则不要回国。如欲回国，须得到代表团团长的批准。

　　为了速回故宫，王世襄硬着头皮找到燕京大学时的师长吴文藻、谢冰心二人，请他们带着去见朱团长。朱团长倒也开明，他说：“既然杭立武要你带着任务回国，那你就把107箱善本书押回国吧。”

　　押运善本回国看似简单，其实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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