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善本书在东京，轮船码头在横滨，而横滨又没有妥当的库房可以存书，不能先将书运到横滨等船。所以，对横滨开往上海的轮船，必须事先了解有无货舱空位，又必须知道它在横滨停靠三天以上，才来得及与日本文化省办理提书手续及联系运书车辆。这样，才能保证书一到横滨，即可当天上船入舱，不致发生失误。

　　货船在码头停靠多久，往往视上下货多少而定，如果多等一天，则得承担几千美元的费用。王世襄想出了个唯一妥帖的办法，就是到码头上去，看到船停靠后，再从公司查明，与货船核实，确知其停靠三天以上。

　　在运书前的十几天中，他每天上午都去横滨打听消息，晚上再回东京。经过十多天奔波，终于找到了一艘停靠三天又有空舱位的船。

　　次日，美国宪兵骑着摩托开路，七八辆卡车浩浩荡荡，将书箱运到了码头。交了约800美元运费后，王世襄眼看着船员吊放妥当，锁好舱门，心头的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不知不觉中，他为了这批书，已瘦了十几磅。

　　“楚弓楚得，这回是真正的楚弓楚得了。”船到上海，欣喜若狂的郑振铎派助手谢辰生、孙家晋二人来接书。现任国家文物局顾问的谢辰生先生，回忆起这段经历，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结实的箱子和每本书上的印章。“要没有这些印章，怎么能追得回来”，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多年，他深知海外追讨之难。

　　将所剩的几百美元交到“清损会”后，王世襄也终于了结了这趟历时两个多月的追宝苦旅。1947年2月，这批善本“清查无损失”，安然存入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

国运，书运，命运

　　1948年，国际上“冷战”开始，国内解放战争也已转入战略反攻阶段。美国对日政策公开转为扶持，甚至劝说其他国家放弃对日本索赔。

　　1949年6月23日，远东委员会将文物补偿案提出表决时，11国中虽有9国赞成(苏联弃权)，但因美国使用否决权，而使此提案搁浅。自此，中国对日文物索赔已失良机，以后就更是不了了之。

　　国民党从大陆败退时，这批古籍又经历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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