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查看了国内寄来的材料，可以说没有一份够得上“完整”。多年兵荒马乱，在国破家亡之际，又有谁能留下文物损失的“完整材料”呢？ .

　　至于要求写明日军番号，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军队番号向来都是保密的。联合国的规定条款如此苛刻，难道不是在偏袒庇护敌人？

　　王世襄对如此苛刻的条款，自然十分气愤。虽然清楚地意识到，这些规定只对日本有利，对中国不利，但他仍不屈不挠地用“不合格”材料提出追寻要求，结果只能是屡战屡败。

　　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为什么在外交上处于如此弱势的地位？究竟是谁让联合国作出这样荒唐的规定，为追偿文物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障碍？王世襄很快就看明白了：在美国对日管理的体制下，追偿的决策方是远在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执行方是盟军总部，实际上就是麦克阿瑟元帅在扮演日本“主人”的角色，他又怎么能让日本吃亏？盟军总部、日本政府都不积极配合，单靠几位身处异地他乡的中国专家奔走，又怎管用？

　　王世襄仍不死心，拿出了第三条“锦囊”。他向驻日代表团请示，准备向日本政府提出“以类赔偿”的要求。这意味着，日本侵略者劫夺的中国文物，原件已毁坏，或长期查不到下落，中国政府有权要求日本用同类或等价的文物来赔偿。

　　令人不解的是，这个有充分理由的正义要求，在中方内部却产生了不同意见。张凤举甚至认为，现在中方有求于联合国的事情太多，怎么可能在追还文物这个问题上斤斤计较呢？

　　团长朱世明则搬出“外交辞令”：此举牵涉到联合国的原则性规定，必须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出呈，请政府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才有可能讨论这个问题。

　　显然，这都是推脱之辞。当时，蒋介石的注意力全在收回被劫武器和机器上——这是他发动内战的军需品，哪有心情为了文物的事去“打架”？

　　战后，我国虽追回了部分文物，但与实际被抢劫的数量远远不能相比。例如战时损失的书籍，不下300万部，有证据的重要被劫案件也有15245件。但运回国的，主要就是那107箱善本图书。

　　作为一介书生，王世襄对当时特定的政治、外交环境并不甚明了。如今回头来看，在全球“冷战”和国内内战的阴影下，王世襄等人的使命，正如代表团在总结里写的一样，注定“已近失败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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