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子”,从来不讲迷信的郑振铎竟然跑到城隍庙去求签问卜,也许是他的一片真诚当真感动了上苍,经过4年的痛苦煎熬,古籍的行踪终于有了端倪。
王世襄追回的战国渔猎宴乐纹铜壶
日方被迫还书
根据现存于台湾“中央图书馆”的档案记载:1946年2月中,有人在东京上野公园内的帝国图书馆中,看到了该馆所藏的《永乐大典》上,有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印章,接着又陆续在其他书上发现了同样的印章和嘉业堂藏书印等。经过我驻日代表团的深入追查,终于在帝国图书馆地下室搜获了两万五千册古籍。另外,在伊势原乡下又起出一万册珍品。
真相这才大白。日寇占领香港后,日军把看守冯平山图书馆的人赶了出去,门外钉上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枪杀”等字样。他们盘问了馆长陈君葆很长时间,始终不信那110箱里边装的是书,非要馆长承认是古物不可。
此后,又有三个“专家”到冯平山图书馆鉴定那批书。1942年2月2日,在日本谍报人员竹藤峰治的指导下,他们运走了该馆所存图书。除中央图书馆善本110箱外,还有中华图书馆协会210箱、岭南大学20箱、国立北平图书馆70箱又零散文献3787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5箱、王重民东方学图书3箱。遭劫夺的文献中,有28种可谓“国宝”,如宋刊本《五臣注文选》、《后汉书》、《礼记》、明写本《永乐大典》数卷。
中央图书馆的这批书,辗转交到帝国图书馆,由该馆委托版本目录学者长泽整理。战争结束时,为了避免美军将帝国图书馆连带这批书一并接收,长泽挑出了一万册精华善本,送到乡下一位村长家,在土窖中隐藏起来。
“驻日代表团查明真相后,限令日方编造目录全部归还,共3286部,34970册,于1946年8月18日正式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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