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追回的国宝商饕餮纹大铖

郑振铎劫中求书

　　“锦囊”上写得一清二楚，王世襄在东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中央图书馆善本图书完璧归赵，其他文物倒都在其次。有什么文物能排在“北京人”头盖骨前头呢？这批善本就是其一。

　　说起这些善本，不能不提起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我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先生，是他在风雨飘摇的上海，聚拢和守候了这部分中华文脉。

　　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江南许多著名藏书楼毁于战火，珍本典籍损失惨重。侥幸保存下来的，也纷纷被藏家后人变卖换钱，维持生活。

　　一包包收购来的古书捆扎待运，堆得像小山似的。郑振铎通过书店的朋友一打听，知道这些书大多都被卖到了哈佛燕京学社和一个专司掠夺中国文物的日伪机构。

　　“这些古籍如果全部落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去，将来总有一天，研究中国国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了。”痛心之余，郑振铎联络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收藏家张凤举四人，秘密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这天“小雨连绵不止，暮春落花时节的样子”，但由于一桩心事终于落实了，郑振铎心情大好，在日记上写道：“我生性好事，怕事实上非多负些责不可。”

　　鉴于个人经济力量有限，而流散书籍甚多，“同志会”五人联名于1940年1月5日向重庆当局发电报，要求拨款。几天后，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来沪，决心挪用“中英庚款董事会”迁建中央图书馆的钱，在沪抢救收购民族文献。当时郑振铎正发高烧在家，闻讯大喜，立即扶病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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