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好郑振铎有一文友是邮局邮务员，这个“内线”每天在日寇检查邮件离去之后、邮袋封口之前，将委托的信件投入邮袋，以保万无一失。

　　够得上“珍本”、“善本”的2390部(约13000册)明刊本和抄校本，就这样陆续装箱邮寄到香港大学，由在那里执教的许地山教授暂时收存，然后再伺机运往重庆或美国。

　　许地山为使得这批“无价之宝”安全稳妥地存放，托人代制了一百多个内衬铅皮、外围铁带的木箱，然后把这些古籍经有关人员核对、登记后装入箱内，共装110箱。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联系了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先生，准备把这批书运往美国，转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为了将来容易辨识起见，工作人员又把木箱重新打开，在每册之上加盖了中央图书馆藏书章和中英庚会的印记，直到11月底才盖完。

　　“盖章”这一招本是用来防范美国人的，日后却成了追回这批文物的关键。

　　不久，许地山先生便因心脏病突发而猝然去世，接连而来的不幸是，香港在“一二·八”中沦陷，藏于香港冯平山图书馆的这批珍贵古籍，被日寇劫掠而去，运往东京。

　　“一二·八”那天，日军进占“租界”，上海“孤岛”也最后沦陷。看到日军军车开入大学，郑振铎挺直了身体，沉毅地盖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对学生们宣布：“现在下课!”从此过上了隐姓埋名的生活，“同志会”的活动也随即停止。

　　徐森宝在致蒋复璁的信中描绘了郑振铎收书一事，说他“心专志一，手足胼胝，日无暇晷，确为人所不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苟，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寥寥数语，便勾画出一身正气。

　　无论抢救了多少书，这个硬汉却仍然终日心不能安。他的儿子回忆说，“父亲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每晚都要酩酊大醉”。在《求书日录》中提到此事时，郑振铎写道：

　　“我们瘁心劳力从事于搜集，访求，抢救的结果，难道便是集合在一处，便于敌人的劫夺与烧毁吗?”他甚至后悔自己“多事”：“一念及此，便摸心痛恨，自怨多事。假如不寄到香港去，也许可以仍旧很安全的保全在此地吧?假如没聚拢来，也许大部分的书仍可楚弓楚得，分藏于各地各收藏家手里吧……”

　　为了这批“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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