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学派纷呈，学者辈出，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力图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寻求一种治世良方。战国后期的诸子们更是在前期诸子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探索，把百家争鸣推进到政治理论的探索、总结阶段。如在《荀子》、《庄子》、《韩非子》等著作中，都以对其他学派的批评体现出对百家学说的总结趋势，其目的总的来说都是在探索将来一统天下的治理良策。

　　荀子作为战国后期学术中心——稷下学宫的三任祭酒和宿儒，也是从评估历史文化遗产和辨析诸子百家异说入手，开始了他治理天下的理论建构。《荀子》三十二篇，不仅是荀子对儒家思想和整个先秦学术思想的总结，更是对将来统一国家治国方略的卓越探索。

　　首先，荀子以政治伦理为基础，站在统一学术思想的立场上，展开了自己的政治学术批评。他把那些自认为有碍于天下一统的学术思想统统归之于异端邪说，并予以激烈的批判。他指出:它嚣、魏牟重一己之利，惑于情性而不知仁义，其纵欲主义与禽兽无异;陈仲、史鰌嫉世离俗，违背了人的正常天性，不符合社会伦理规范;墨子、宋銒过分崇尚节俭、宣扬“兼爱”，欲使君臣上下同劳苦，不明礼法之分，会招致天下纷争;慎到、田骈“取听于上，取从于俗”，不能“经国定分”，空言法治而不能确立法度、经理国家;惠施、邓析热衷于奇谈怪论、玩弄诡辩，倾心于文字和逻辑游戏，雄辩动听但不切实际，偏隔仁义礼法。荀子对同为儒门内部学者的批判则更为激烈:子张学派衣冠不整，言谈粗俗，模仿禹舜却不知礼义;子夏学派虽衣冠整齐，面貌严肃，看起来合乎礼义，实际上并非如此;而子游学派则堕落于毫无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抛弃礼义而追求个人享乐境地的贱儒;对子思、孟轲，荀子更是言辞激烈，认为他们不知纠时弊、治当世，愤然以“瞀儒”论之。

　　其次，就学术理论层面而言，要树立健全的学术批评观，就需要对学术批评活动做历史考察、逻辑分析。荀子注意到诸子偏执于自己学说理论的危害:“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荀子·天论》)他特别提醒人们要“解蔽”。荀子深刻地指出，诸子的学说都体现了“道”的一个侧面:“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德，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解蔽》)他指出了破除这些遮蔽达于“大道”的途径和方法:一是“兼陈万物而悬衡焉”(《解蔽》)，即全面把握事物的各个方面，加以衡量分析;二是“虚一而静”(《解蔽》)，即思虑要专一，不因先入为主的成见和主观臆想影响对事物的认识;三是“吾尝终日思矣，不如学也”(《劝学》)。要超越诸子百家的障蔽与偏执，更在于学习，并把“道”当作最高追求目标。就学术史意义而言，荀子清晰地揭示出各家面貌，透过荀子的学术批评，我们可以对其所批评的对象获得一种深刻的了解，其中包括各家思想的要点、基本精神、价值取向等。

　　其三，荀子坚持的是一种因人设论的学术批评倾向。两千多年来，关于先秦学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理解模式，儒、道、墨、法、名、阴阳是其基本图景，而且学派之间有着明确的学术分野、思想主张，泾渭分明。但《非十二子》篇中对各家的批评，则只是有着若隐若现的学派意识，与后世所理解的先秦学派划分大不相同。很显然，荀子把子思和孟轲排斥出了孔子和子弓所代表的学派之外，更没有把孟轲看作和自己一样是同出于孔门后学。而荀子批评它嚣和魏牟、陈仲和史鰌，似乎不是批评他们学术思想的内涵，而是其性质，批评他们的学术个性，也没有学派划分的倾向。这说明，《荀子》对天下学术的评论，不是以学派为根据，而是因人设论。

　　其四，学术批评是文化思想创造中不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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