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论语》学史的研究。2009年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部《论语》通史著作，即唐明贵先生的《论语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在此之前，海外已有数部《论语》学史著作出版，如约翰的《传播者与创造者:中国的〈论语〉诠释者及其诠释》(哈佛大学东亚中心2003年出版)，松川健二编的《论语思想史》(林庆彰等译，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出版)。唐明贵的《论语学史》主要从文献的角度，整理了《论语》在历朝的解释，其中，对于宋代以后的《论语》注本的研究尤详。该书的长处在于以《论语》的注本为中心，通过对不同注本的研究，探讨《论语》学的发展脉络，所以，该书注意到了一些重要但平素不受重视的注本，例如金履详的《论语集注考证》、黄道周的《论语学案》等等。但是，以注本为中心的专经通史写作，最大的忌讳在于因视野不足而有所遗漏。《论语学史》一书中，对清朝中期之后常州学派的《论语》诠释著作如刘逢禄《论语述何》、宋翔凤《论语发微》、戴望《论语注》皆无所深研，对钱穆、徐复观极其推崇的简朝亮著《论语集注补正述疏》无所涉及，对民国时期的程树德《论语集释》、陈汉章《论语征知录》、崔适《论语足征记》不置一词，不能不说是该书的遗憾。

　　在《论语》学史研究中，乔秀岩的《郑、何注〈论语〉的比较分析》(《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02期)也值得一提。郑玄《论语注》曾大行于天下，然自宋代佚失，清人辑佚不下十种。刘宝楠《论语正义》、潘维城《论语古注集笺》更是凡见郑注片言，必采而疏通之。二十世纪敦煌遗书出土，郑注也重现于世。经金谷治、王素、陈金木诸先生努力，郑注《论语》，已十见七八。《郑、何注〈论语〉的比较分析》从文献的角度，对比郑玄《论语注》与何晏《论语集解》的差异，认为“郑玄以其庞大复杂之经学体系解释《论语》，故其说皆有理据，精密至极而不免拘泥。”而何晏则只是疏通经文大意。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探讨《论语》郑氏学的丰富性。

　　其次是对《论语》及其注本的解经学研究。与往年相比，2009年《论语》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出版、发表了不少著作与论文。其中，陈少明教授主编的论文集《思史之间——〈论语〉的观念史释读》(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8月出版)颇具代表性。本书中的论文，包括对《论语》经文的释义，如冯达文教授的《“曾点气象”异说》，曾海军的《“矜而不争”辨义》，也有对《论语》注释的研究，如李兰芬教授的《玄远之幕的飘落——王弼〈论语释疑〉的命运》，许雪涛《刘逢禄＜论语释何＞及其解经方法》。这些论文，都是对经学的观念史研究。对经学的思想史、观念史研究，能够从不同角度丰富经学的内涵，揭示经学及经学史的意义。另外，武道房的《经学史视野中曾点之志的多维解读——兼评〈论语·先进〉“侍坐”阐释史之得失》(《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3期)从今文学、古文学、玄学三个学派对“曾点言志”篇进行梳理，揭示出《论语》解释学的多样性。向世陵教授的《从〈论语笔解〉看唐儒对汉儒的超越与儒学的革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则通过对韩愈和李翱的《论语笔解》的研究，认为该书是《论语》解释从汉唐的章句训诂向宋明的义理阐释转化的转折点。

　　对经文以及经注的解读，渐成近几年经学研究的热点。这种研究方法的好处在于，促使人们抛弃以往那种用西方概念对中国经典生搬硬套地解释的做法，而回到中国经典的文本上来。这对改变学界孔疏浮夸的学风，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三，一些重要的经学问题研究获得了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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