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2009年的经学研究成果，可以看到，一些传统经学内部问题的讨论获得了新的进展。

　　在经学研究上，陈桐生教授的《礼化诗学:诗教理论的生成轨迹》(学苑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一书的出版，大大地推动了《诗经》研究。在中国古代，注经大师研究《诗经》，旨在教化人民，调节情性。而现代《诗经》研究则将它视为文学，只重视《诗经》的文字音律。《礼化诗学》淡化《诗经》学中齐、鲁、韩、毛四家之别，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认为诗教在周礼的践行中得到传播，而西周的礼仪崩溃以后，孔子与孔门弟子又不断将礼义灌注到《诗》学之中，而《毛诗序》的出现完成了《诗经》礼学化的过程。该书的精彩之处，便在于作者把《诗经》还原为经学，并从诗教的角度切入对《诗经》进行研究。作者以礼义说《诗》教，实在是独具慧眼。《礼记·经解》所谓“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诗》之教化，并非单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吟诵中实现，而是在礼乐制度中“引诗断章”实现。尤其是对于《毛诗》而言，《毛诗》之诗序、郑笺，通于《周礼》、《仪礼》、《左传》、《国语》，其与礼学的关系，历来为《诗经》学者所重视，清人包世荣便撰有《毛诗礼征》。然而，《礼化诗学》的不足，在于作者把《诗经》从战国到西汉的三家诗到东汉的《毛诗》视为一个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事实上，《毛诗》与三家各有不同的思想体系，因此，它们的教化功能绝非完全相同，例如《齐诗》言“四始五际”(四始指水木火金，五际指五行之际，详见邵瑞彭《齐诗钤》)，《鲁诗》言“四始”(《史记·孔子世家》:“《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这些说法，与后出的《毛诗》，不是同一个体系中的理论历史发展的关系，而是解《诗》不同体系的关系。

　　在经学史研究上，一些经学史问题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例如俞艳庭的《两汉三家〈诗〉学史纲》(齐鲁书社2009年9月出版)，便从文献学的角度，全面整理了两汉《诗》学的传承史。三家《诗》尽皆亡佚，虽有清人如陈乔枞、王先谦多方辑佚，但只剩断简残篇，很难深入探讨。值得称道的是，《两汉三家〈诗〉学史纲》并没有满足于文献的罗列，而是极力从三家《诗》学博士的地位沉浮，去讨论三家《诗》与两汉政治的密切关系。在郑玄研究方面，史应勇的《“整百家之不齐”——析郑康成如何平衡群经异说》(《国学学刊》2009年第2期)则深入探讨了郑玄如何通过注经，使经学实现“小一统”的局面。而在《春秋》学研究上，刘宁的《属辞比事:判例法与〈春秋〉义例学》(《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探讨了《春秋》义例学与董仲舒在以《春秋》决事中对义例学作出的贡献。作者认为，《春秋》义例学是以“比事”为基础，总结归纳圣人的裁断原则，体现出“无达例”的灵活面貌。《春秋》的“属辞”，即书法、笔法，是“比事”的体现。在《尚书》学史研究上，姜广辉的《梅鷟〈尚书谱〉的“武断”与创获》(《湖南大学学报》2009年3期)详细考察了明代梅鷟的《尚书谱》。阎若璩评价此书“殊武断也。然当创辟弋获时，亦足惊作伪者之魄。”姜先生的论文即围绕这一断语进行详细的辨析。这种辨析，使人们对梅鷟的《尚书谱》的价值与不足有了明确的认识。在《周易》学研究上，刘大钧《帛〈易〉与汉代今文〈易〉》(《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通过今、帛本及竹书《易》学材料的比照，确认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乃是汉初田何所传的今文《易》本，并对汉代今文《易》学做出了初步的求索和挖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晓平的《日本诗经学史》(学苑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填补了对日本《诗经》学引介与研究的空白。经学乃中华文化圈共同的经典，不但塑造了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生活，而且惠及东邻诸国。今天的经学史研究，不能忽视对古日本、朝鲜的经学发展状况研究。而且，在清末民初，许多日本学者曾远赴中国，向俞樾、叶德辉等经学大师学习经学。《日本诗经学史》详细地梳理了《诗经》在日本被翻译、传播的过程，对一些著名《诗经》注本，如竹添光鸿所著《毛诗会笺》的介绍，皆颇有见地。

　　从2009年出版的经学论著、发表的经学论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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