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漠视经学义理与经学的通经致用功能。这与现行学术分科体系密切相关。当前学术体制的学科模式，舶自西方。民国时期，虽然按照西方的学科建立了大学分科体系，但是，许多学者仍把“经学”视为一独立学科，然而，在当前的学术分科中，经学研究被分割到不同的学科之中。其中，以文献学面貌出现的经学研究，影响尤大。

　　不可否认，经学必须以文献学为基础，但是，文献学与经学的根本差异，在于文献学重视的仅仅是文献本身，而经学所研究的是经书义理。而在当前的经学研究中，最普遍出现的是对“十三经”的文献研究，而非经学义理研究。例如焦桂美著《南北朝经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一书，被称为“选题新颖，填补空白”之作，但是，细读全书，诸多赞词似过于溢美。南北朝经学史，向来不甚为经学史家所重视。而《南北朝经学史》一书敢于对这段历史时期的经学发展进行整理概括，确实是余勇可贾。然而，学术史写作的基本常识是，要写好一段时期的经学史，必须对这段时期的主要典籍有基本的认识，这种认识不止是文献学、目录学的，而且是经学、思想史的。该书谈论皇侃《论语义疏》一节，长达三十九页，但都是泛泛之论，如谈《义疏》主旨，用“《论语义疏》的玄学化倾向”，“《论语义疏》的儒家主旨”，大量罗列原文，于是应付了事，而所言只不过是《义疏》最基本的常识。其他各章，也多是概括“注经特色”，辅以材料。这种著作，更像是经学断代史教材，而不是研究著作。

　　真正的经学研究，主要的目的在于阐明、发挥经学义理，经学研究不排斥哲学、文献学这些学科，不排斥考据、训诂这些方法，而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则不是把经学变成其他学科的材料，而是把经学义理用现代语言发明出来，成为当前思想建构的必要资源。

　　经学研究存在的另一问题，是专经研究的不足。经学典籍浩如烟海，每一部经都有大量的注解，这些注解成为我们今天理解经义的桥梁。要通一经，只能对此经的历代注解，尤其是那些重要的注解有完整的认识。因此，研习经学，必须经过基本的文本细读的过程。但是，就目前的经学研究而言，这一步总体上仍做得远远不够。尤其是在写作经学史的时候，如果研究者没有在著述涉及的细微问题上下功夫，便会导致大量的泛泛之谈。

　　应该承认，目前经学研究仍然处于重新起步的开端，所以，研究成果总体上很不成熟。而且，因为学制中缺少经学一科，也导致经学研究带有浓重的西方学科色彩。这两个原因，导致一些重要的经学问题往往被遮蔽，例如对《三礼》意义的研究，对《春秋》今文二传的认识等问题，都鲜有涉及。八十多年前，周予同在为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所写的序言中说:“经学之继承的研究大可不必，而经学史的研究当立即开始。”到了今天，我们应该说，经学史的研究固然重要，而对经学义理进行现代诠释，才是今天经学研究的责任。

编写：“《年度国学2009》年度报告”编写组

执笔:陈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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