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籍桂林的梁漱溟，早在其曾祖一代已移居北京。由于他的父亲梁济在当时社会改革潮流的冲击下是个主张“经世致用”的改革者，对他的启蒙教育是让他读新学。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京顺天中学堂，在此学习期间他以“人生问题”和“中国社会问题”作为思索的课题，并为此而投身于社会政治活动之中，终成现代新儒家第一代的重要代表人物。这股思潮产生于五四时期，迄今已有三代人薪火相传。从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东方学术概观》和《人心与人生》等学术著作可以一观其新儒家的学术人生。

　　梁漱溟曾以“救国救世”之目的把“求佛出世”作为他上下求索的道路之一。1913年后的一个时期，他苦读佛典，开始吃素，拒绝父母为他成婚，并曾一度要出家为僧。他写的佛学论文《究元决疑论》是他钻研佛学和研究印度文化的结晶，也是后来被蔡元培赏识，聘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主讲“印度哲学”的重要依据。在北大任教的七年（1917年~1924年）正是他从“佛”到“儒”的转变时期。1921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是他最后由佛转儒的标志，是使他成为现代新儒家创始人的奠基之作。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他系统地阐明了儒家的人生哲学、文化哲学，提出了解决中国文化危机和改善人类生活模式的设想。从1921年到1929年，该书从第1版连续出到第8版，当时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在书中，他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意欲”。他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样法”，而生活就是无尽的“意欲”。虽说不同的民族的文化表现为不同的特质，但只要看这个民族生活样法、最初“意欲”的出发点就可以了。据此，他提出了“三种文化类型”、“三种路向”说。西方、中国、印度分别代表着三种文化类型、三种不同的路向，从而在历史上展现出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三个阶段。他认为，以上三种文化、三种路向，其哲学上的特点是：西方哲学中“知识论”有掩盖一切之势，成为哲学的中心；中国宗教素淡，绝少注意知识，而人生之部分极盛与形上学相连，占哲学之全部；印度宗教概括了人生思想，其哲学之全部为宗教问题。（《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68~69页）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必须指出的是：新儒家对于中国实现现代化之需要科学与民主，是明确认同的，认为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应“无条件承认”；他曾经公开宣布：“我有一个最大的责任，即为替中国儒家作一个说明，开出一个与现代学术接头的机会。”（《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6页）可见，新儒家是主张在保持民族文化自主性的前提下来消化、整合、涵育这些现代内容。他针对全盘西化派的偏弊所做的反击，无疑是新文化运动的“对立互补”的因素，是“五四”文化启蒙运动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继《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后，《中国文化要义》是梁漱溟又一部体现新儒家思想的专著，这部著作从开始动手到出版前后历时9年。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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