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29岁受聘清华，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同执教鞭，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五位导师”；1926年主持西阴村发掘，作为第一个独立主持现代考古发掘的中国人，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

　　工作是李济的全部生活内容。他把国外同行斯文赫定所说的“三年不回到骆驼背上，就要腰酸背疼”的名言，引申为只要有动腿的自由，就可以感觉到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快乐”。

　　李济是在众多关系中成长光大；也是在众多关系的离散中走向衰竭。在一次台风来临的时刻，这盏中国学术的长明灯终于油尽灯枯，黯然熄灭……

　　2007年11月，我应北京大学蒙养山人类学学社邀请，在北大学术中心作了一次“李济与李安宅学术史个案研究”的讲座。开讲前王铭铭教授先在同学中进行了一番测试，他请知道“李济”这个名字的举手，人群中举手的占了多半；又请知道“李济事功”的举手，稀稀落落的五六条手臂显得极不自信。在座者多是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的人类学、考古学的博士生或硕士生。王铭铭忿忿地说，中国最好学校最高学历的人类学学生竟然不知道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竟然不知道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这是丢人。又说，几十年间，李济就这样被我们抹去了。在座的包括我，都是刽子手！

　　铭铭许是情急之下的言过其实。我不能被称作刽子手，因为我没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也不应该怪那些孩子，尽管他们已读到“硕士”、“博士”，但在他们成长经历中，哪里看得到李济的半点影子？

　　抹去李济的是那场改朝换代的暴风骤雨，转瞬间它涤荡了过去时代的所有痕迹。1950年后，当《中国通史简编》《沫若文集》等书再版时，删去了原来关涉李济的全部文字；上海鲁迅纪念馆开馆时，挂出鲁迅与杨杏佛的合影，裁去了三人照左边的李济；西安易俗社悬挂的“古调独弹”匾额，捐匾的十二人中涂掉了李济的名字；至于历史、考古、人类学的教科书，也都把他的影子消泯得干干净净……提到李济的名字，总是作为政治批判的靶子。直到2005年台湾文人李敖访问大陆的前一天，他还在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的节目中，啐李济的口水……

　　而今，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胡适、钱穆、傅斯年、梅贻琦、赵元任等早已进入中国人的阅读视野，唯独李济仍鲜为人知。国内至今没有一本他的传记、年谱或回忆录。在一些介绍考古或人类学的文字中，仍有蓄意或无意贬低李济的事情发生。其中一个原因，或在于他是个纯粹的学者，始终躲闪着政治风雨，1949年幸免于被宣判为“文化战犯”的命运，也没有像胡适那样在50年代受到数亿人的口诛笔伐变得家喻户晓；他很快就淡出了大陆学术界，直到今天仍默默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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