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他就与同人约定：绝不私藏和购买古物。他一生经手发掘保存研究的文物无数，到他去世后，人们清点遗物，在他家里没发现一件文物古董。在李济眼里，无论是一堆枯骨、一片碎陶，还是完整的钟鼎彝器，从最落后地区的陋俗到文明社会的高尚礼节，从穷乡僻壤的土语到最时髦的演讲词——都是史学家的原始资料。工作是李济的全部生活内容。他把国外同行斯文赫定所说的“三年不回到骆驼背上，就要腰酸背疼”的名言，引申为只要有动腿的自由，就可以感觉到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快乐”。张光直谈起恩师时说，“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
命运在成就大师李济的同时，悲剧也如影随形。李济一生最大的悲剧是科学精神不能在中国生根，因此他内心的紧张焦虑常外化为与环境的冲突与对立。
1937年，李济护送国宝南迁，老父、爱妻和三个儿女随史语所步步撤离。迁徙途中，二女儿鹤徵1939年在昆明染疾而亡，大女儿凤徵1942年又在四川李庄不幸殒命。这件事对中国知识界震动很大，1944年陈寅恪在逃难途中，以他与史语所的公干（任历史组主任）和傅斯年的私谊（谊兼亲友）都该迁往李庄，但李济的悲剧让他与家人望而却步，改道去了成都的燕京大学。当抗战胜利时，李济又告别家人，代表战胜国中国东渡日本去调查和收回被掠夺的文物，归国后回到李庄，老父亲已经瘫痪，只能抬回南京。1948年随着国内战事迫近，李济再一次护送文物迁台。两个月后他唯一的儿子李光谟却选择了与家人不同的人生道路——从台北回到上海，希冀“迎接一个新社会”……
接踵而至的，还有大陆考古界同行的批判和门生的反戈。20世纪50年代初，郭沫若曾发表过一篇名为《蜥蜴的残梦》的文章，把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比拟为蜥蜴之类的爬虫，抨击他们是“捧着金碗讨饭”。1959年，大陆考古界开展了对李济的猛烈围剿，有人试图从学者道德和学术水平上贬损李济，动摇他的学术根基。在台湾，李济把自己培养的得意门生张光直推荐到了哈佛，毕业后张光直没有按照他的预期回台接替衣钵。他曾过继内兄之子作为义子，在他精心培养下，义子李光周终于在留学归来后接掌父亲创建的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但在李济去世六年后，也不幸病逝……
李济终身以传播科学思想为己任，而上苍却把诸多不幸一次又一次地降临到他身上，甚至在他6月生日的时辰里，制造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李济是在众多关系中成长光大；也是在众多关系的离散中走向衰竭。在一次台风来临的时刻，这盏中国学术的长明灯终于油尽灯枯，黯然熄灭……
（本文摘自《李济传》，岱峻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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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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