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是谁？真值得给他腾位置？真值得挖掘他的什么前尘旧事？

　　李济占领纵横捭阖的知识高地，20多岁开始就在学界开疆拓土，攻城掠地……他毕业于清华，是美国克拉克大学心理学学士，熟悉各种心理学派别及其理论；他是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硕士，对人口、经济有独到见解；他27岁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是获此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其阐述博士论文的讲演稿被哲学家罗素大段征引；1923年他回国担任南开大学教授，在中国首开人类学课程，次年担任南开文科主任；29岁受聘清华，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同执教鞭，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五位导师”；1926年主持西阴村发掘，作为第一个独立主持现代考古发掘的中国人，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32岁出任“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此后的半个世纪，李济的名字就与“安阳”连在一起：离开大陆前的二十年，他领导了安阳的历次发掘及其出土器物的搬迁、研究和出版；去台湾后的三十年，他继续主持并基本完成了安阳的发掘报告和研究报告。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李济不曾拥有千军万马，但他在学术界有着至尊地位。他培养了海峡两岸最优秀的人类学、考古学人才。早期在南开的学生有人类学者陶云逵、考古学者李景聃；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门生有田野考古学家吴金鼎、历史学家徐中舒；在安阳考古遗址的弟子有“考古十弟兄”李景聃、石璋如、李光宇等；1949年迁台后，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培养了李亦园、宋文薰、许倬云、张光直等杰出弟子。他一生有两位最得意的学生，一是大陆的夏鼐，一是台湾的张光直：前者长期担任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执掌大陆考古学帅印；后者是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哈佛大学教授兼人类学系系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文理科学院院士。

　　李济又是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民国史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的一生串联着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众多要人。他与徐志摩是志不同道不合的同窗好友；他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同事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和而不同，彼此辉映；他与傅斯年、陶孟和、赵元任、李方桂、梁思成、梁思永、曾昭燏等患难与共，同舟共济；他与安特生、伯希和、李约瑟、费正清、费慰梅等长期保持着友谊；他视丁文江为好兄长和科学路上的引路人；他曾与胡适筹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分任副主席与主席，在与“同盟上海总部”发生分歧时，保持了同进退的步调；他参与“中研院”最早的筹备工作，是“中研院”一至十届评议员，首届院士，担任了十七年的史语所所长，两度代理“中研院”院长；他被台湾当局作为阻止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一张牌，但他始终保持治学与政治分途的清醒……

　　有人把“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概括为“民主”与“科学”。如果说对中国民主的启蒙贡献最大的当推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科学思想的传播则当以“中国科学社”的丁文江、任鸿隽、翁文灏、朱家骅等人为主体。赫拉克利特说过，最优秀的人宁愿取一件东西，而不是其他的一切。李济在这拨提倡“科学救国”的朋友中，从未侧身庙堂，一生坚守田野、案头和讲坛，为推行科学思想在中国生根始终不渝。他曾应雷震之邀，在其主编的《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论“五四”精神、论自由民主与科学关系的文章。他对国民劣根性的批评，包括对陈寅恪等文化贵族对对子和格律诗的微词，曾被柏杨大段引用，并写进《丑陋的中国人》，至今仍影响着天下的读书人……

　　科学无国界，学者爱祖国。20世纪20年代，美国弗利尔艺术馆邀请李济加盟在中国的考古队，他提出两个前提条件：在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考古团体合作；在中国发掘出来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美方代表最后叹服，“你的条件，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绝对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入主史语所考古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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