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自序”中说，写此书意在“为解决中国问题”，而解决中国的现实社会问题，必须从中国文化入手。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了“建设新中国”，必须“认识老中国”。在“绪论”中，他提出了中国文化的七大“个性”（独自创发；自具特征、自成体系；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能包容吸收外来文化，等等），十四个“特征”（广土众民；众多民族之同化融合；历史久长；有内在的伟大力量，等等）。（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8、8~24页）在这“个性”和“特征”的影响与陶冶下，造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十大特点：自私自利；勤俭；爱讲礼貌；和平文弱；知足自得；守旧；马虎；坚忍及残忍；韧性及弹性；圆滑老到。（《中国文化要义》，第25页）

　　他认为，中国人重家庭而不重集团生活，以道德代宗教作为人生信仰，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是理性文化，西方文化是理智文化。这种“理智文化”是与物质文化相联系，这种文化的向上发展，才进入“理性文化”。“理性文化”考虑的是“人”而不是“物”，是人心对人心的问题。中国文化未经物质文化的充分发展，就走上了理性文化的高级阶段，所以说它是“人类文化的早熟”。

　　在“十年动乱”遭受批评的逆境中，梁漱溟写成了《东方学术概观》（包含《儒佛异同论》，1966；《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1974；《东方学术概观》，1975），1986年，巴蜀书社将这三篇文章合集出版。其中《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已经先在1985年5月、6月的《群言》杂志上发表，是在当时那个“批林批孔”的特殊年代，他自己也被点名为“现代的大儒”而不断地受批判的情况下，为捍卫儒家真义而同“四人帮”作抗争的产物。

　　《人心与人生》则是梁漱溟在晚年总结其终生思虑、实践和体验而写成的重要著作。此书写作过程的时间跨度很大。1926年、1927年、1934年前后三次用这个题目，在不同的场合做过演讲。1926年、1955~1957年两次写了序言，都因故没有写正文。1960年到1966年夏，陆陆续续写成了前七章，又因被红卫兵抄走了资料而未能继续写下去。直到1970年他才再次动笔，1975年终于完成全书。1984年他“倾平日节余之全资”自费出版该书，1985年又由三联书店再版并向国外发行，1987年该书日译本出版。

　　在该书的“序言”和“书成自记”中，他说明了写作的缘起与相关的情况。早在他写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北京大学讲授“儒家哲学”课时，就发现该书中的认识错误并打算加以改正。“其改正的要点全在辨认人类生命（人类心理）与动物生命（动物心理）异同之间。此一辨认愈来愈深入与繁密，遂有志于《人心与人生》专书之作。”（梁漱溟：《人心与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0页）在《人心与人生》中，他反复论述了人类生命（人类心理）与动物生命（动物心理）之间的异同，认为，“本能”是一切动物与生俱来的，也是“人类生活所不可少的工具”；“理智”是人类静以观物的心智，得到的是外界的“物理”，夹杂着个人好恶的感情；而“理性”（罗素称之为“灵性”）则是人的清明自觉的感情，是人类站在公正无私的理性感情上观物，得到的是情理。

　　梁漱溟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作为他的毕生志向，人们当然可以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和社会改革的主张，但不能否认他是爱国的。人们也可以不同意或不完全赞成他的学术观点和新儒家的思想，但他那好学深思的执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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