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二字，永远是遗憾的后悔药。如果不是2003年而是再早几十年，包括定陵在内的整个十三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个成为全人类共同遗产的昔日皇家陵寝，可能就不会被开启；如果国务院最后不是出于长陵规模大，决定先试掘小一点的定陵，今天在地下含笑的就是万历皇帝而不是永乐皇帝了！

　　20世纪末的1999年，我们在广富林的考古发现并没有引起震动，也就是上海的地方媒体在文化版面发布了几条消息，北京的《中国文物报》报道了一下学术收获。甭说一般的公众，恐怕在考古界内这个发现也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注。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类发现在考古学上，实在是太普通了，不敢说天天有，起码能月月见。但从考古学角度来说，广富林这样的一般发现，与兵马俑那样的重要发现，在学术价值上却没什么太大的不同，只是社会轰动效应不一样罢了。

　　重要也好，普通也好，在考古学家眼里都是一种破坏，都是一种遗憾。这门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毁坏所研究的对象才能提取到研究信息。考古发掘不是在翻阅地下的天书，而是翻一页就撕掉一页，甚至像碎纸机一样粉碎一页。如果我们没有读懂的话，就再也没有任何机会去复读和查证。所以，考古学没有办法像拍电影那样可以逐条反复拍摄，不允许也不可能重复实验直至成功。好像有位考古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电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考古是一门遗憾的科学。这话说得形象，说得实在，但没说明白，需要展开。

　　考古结果无不伴随着遗憾，犹如考古发现无不充满着期待一样，这已成为考古学家谁都迈不过去的火焰山。形成这样的感悟是一个考古学家在成长中所必经的阶段，只不过期待往往发生在考古发现之前或之中，而遗憾总是出现在考古发现之中或之后。倘若像国外评选最差电影那样，如果评选中国考古发现史上最大的遗憾，估计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把发掘定陵排在首位——有趣的是，在20世纪中国100项考古大发现名单中，定陵是排在末位的。当然，这个顺序纯属巧合，因为100项考古大发现是按遗存的时代早晚排序的，但如此的巧合却又是那么具有讽刺性。

　　发掘定陵是五十多年前的一个偶然选择，但却是那个年代里的一个必然结果。

　　定陵，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和孝端、孝靖两位皇后合葬的陵寝，位于北京市北部昌平一片山谷中的十三陵陵区。定陵的主人万历皇帝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位皇帝，也是一位到今天都很神秘的皇帝。他10岁继位，22岁开始修建自己未来的寿宫，多次亲临陵址现场督察。陵寝在6年后建成，他却在紫禁城中度过了30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几乎从不上朝，也从不理政，直到长眠于这一座闲置了30年的地下宫殿。皇帝的地下玄宫是什么样子？著名的《永乐大典》是不是陪葬在永乐皇帝的陵寝里？这样那样的疑问一直吸引着人们，也困扰着像明史专家吴晗那样的学者们，总想探个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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