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定陵发掘十年后的1966年8月的一天，定陵博物馆大门前的广场上，一大群红卫兵高喊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把万历皇帝朱翊钧和孝端、孝靖两位皇后的尸骨砸烂后付之一炬。考古学家们精心发掘并用了一年多时间才拼合完整的三位帝王、帝后的尸骨，从此不存。在南京博物院龚良院长主编的《中国考古大发现》一书中，特别记录了有关万历皇帝和帝后的骨架被焚毁前后的一些细节：

　　郭沫若对万历的尸骨十分关心，他对考古发掘人员说：“万历帝一生多病，有人说他是瘸子，但到底是什么病使他身体变形，却成了不解之谜。将来可用多种手段测试，凡能做到的都要详细分析研究。”

　　吴晗在被捕入狱之前，曾以极其悲伤的心情对夏鼐说：“文献记载，罂粟在明代中叶就已传入中国，作为药用，我总怀疑万历生前抽过大烟，可证据不足。本来万历的骨头可以用来化验，好证实真假，然而一把火，什么也别想了。”他含泪说：“作铭（夏鼐的号），在定陵发掘这件事上，到现在我才明白，当初我们的争论，你和老郑（指郑振铎）是对的，你比我看得远。”

　　这段话是吴晗先生在红卫兵焚烧万历皇帝和皇后尸骨一年后所说的。又过了一年，他怀着无尽的悲愤和悔恨，惨死在狱中。这一年离他当初发起上书发掘定陵整整14年，但月份却是相同的，都是10月。吴晗去世21年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写的《定陵》考古发掘报告正式编辑出版。吴晗去世32年后，定陵考古发掘在2001年入选二十世纪中国100项考古大发现。

　　“如果”二字，永远是遗憾的后悔药。如果不是2003年而是再早几十年，包括定陵在内的整个十三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个成为全人类共同遗产的昔日皇家陵寝，可能就不会被开启；如果国务院最后不是出于长陵规模大，决定先试掘小一点的定陵，今天在地下含笑的就是万历皇帝而不是永乐皇帝；如果吴晗先生不提出发掘可以开展对明史研究的学术理由，不认为发掘帝陵建博物馆才是贯彻毛泽东“古为今用”的方针，才能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如果吴晗先生不是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只是一位普通的明史专家；如果吴晗先生在郑振铎和夏鼐的极力劝阻后，慎重考虑，改变初衷，不再急切地催请国务院……那就不会给中国考古留下一个永远无法痊愈的病灶标本。这个标本一直吊挂在中国考古的天空下，成为后来无数发掘帝陵言论的镇静符和冷却剂。下面提到的乾陵，就是因为当时吸取了定陵发掘结果不利于保护文物的教训，才停止了进一步的发掘计划。

　　1958年11月的一天，因修西兰公路需要大量石料，陕西省咸阳市乾县附近的农民去乾陵所在的梁山炸山取石。炮声过后，在清理碎石时他们发现了几根石条。原来这炮点恰好炸在乾陵墓道上，石条就是墓道的阶梯。考古学家随后对墓道进行了清理，还发现了陵墓入口的金刚墙。如果打开金刚墙，乾陵地宫即可面世。但能不能发掘皇陵，不是陕西所能决定的。当时他们组成代表团进京请示主管部门，向中央有关部门递交了《乾陵发掘计划》。当时的文物局领导没有明确表态，建议他们去参观一下正在进行发掘工作的定陵，结果定陵不尽如初衷的考古使乾陵的计划再也无法实施下去。现在看来，定陵的发掘教训可以说是挽救了乾陵。

　　今天，定陵已成为北京市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每年都吸引着数百万游客来到这里。人们在被这个古老的中国皇陵深深折服，感受着一代皇帝的传奇和魅力时，可能根本不知道关于它曾经有过一个让我们受用至今的细节：当年极力反对发掘但又不得不受命参加发掘定陵的郑振铎和夏鼐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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