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个吴之春先生，教西洋思想史的，原来是清华大学教务长，湖北人，70多岁，身体不太好，上他的课分数容易得，只要交一份作业都及格。他开选修课，选的人很多，我记得第一堂课交选课单时，80多个人；第二堂来听课的，20多个人；第三堂，5个人，其中有一个是我。第四堂课我琢磨还去不去，后来一想，5个人，再去一次吧。到那儿一看，就我一个人。我想走，吴之春先生来了。他一上讲台，瞪大眼睛，用湖北话问我：“你还来啊？”我说，吴先生，我在听。他说你不要来了，以后到我家里去好了。所以每周三的3、4两节课到他家里去，就是面对面聊天，能学到很多东西。那时候北大是你爱听就听，不爱听就不听，作业做好就得了。当然那时候作假的人也少。

　　西洋思想史专家吴恩裕先生——他也研究红楼梦——跟我无话不谈。他爱听京剧，我也爱听京剧，有时候他买到两个留声机片子，马上就跑到宿舍来找我：“文典，今天晚上来啊！”到那里去，一杯清茶，有时候两个烧饼，我们就一起听京剧。

　　当时俞平伯还在，贺麟也在。俞平伯先生也很有意思，他不修边幅。学校有个邮电所，很多老师、同学在那儿寄信，他近视眼，一进去把两边的人都挤开了，他先来。我说这不是俞先生嘛，他好像也蛮不在乎。

　　我在历史系读了一年，因为我对外交史、国际法有兴趣，系主任郑天挺先生说，既然对外交史有兴趣，转到政治系去吧。他还帮我去政治系联系，政治系主任王铁崖先生同意了，所以我就转到政治系。当时是没有门户之见的。

　　卖了裤子衣服去听梅兰芳

　　我感觉在北大最受益的就是和一些朋友一块儿闲聊，特别是读研究生那段。那时宿舍里面12个小房间，一人一个房间，楼下一部公用电话，还有小厨房、卫生间、洗澡间。每天下课了回来休息，或者吃完晚饭，一人一张扶手椅，就在宿舍前的院子里，捧着开水开始瞎聊了：我今天看了什么，我是怎么看的；我今天读了什么书，我是怎么感觉的；我今天听了谁的报告。就在那儿聊，一聊一两个钟头。哎，我就感觉我也听了那个报告、读了那个书。

　　那时候周末活动也很多。我是南方去的，一到周末就去游览。北京城的老城门，还有那些老街道、老市场、庙会，我都去过。我们还组织去游长城、香山、颐和园。有时候去听京剧、相声，有时候去赶庙会，吃街边炖的羊杂牛杂。

　　解放后，梅兰芳、周信芳在北京第一次演出，我跟几个同学很高兴，但是没钱买票。怎么办呢？我就卖了两条裤子一件衣服，连夜去排队买票。我们买的楼座，坐成一排。梅兰芳解放以后经常听，到底老了，比不上以前了，以前灌的片子那的确是唱得好。马连良啊，杨宝森啊，叶盛兰啊，这些都听过。

　　侯宝林的相声，当时5毛钱一张票。现在说相声没有谁能比得过侯宝林，老前辈就是老前辈啊，那功夫真的不一样。他的相声生活气息比较浓，说出来的东西就跟你很接近。现在的相声我不愿意听，他不是说，是喊，老在打闹，没意思。侯宝林跟郭启儒就不一样，就站在那儿说，一听起来味道很足，没有人比得上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