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1946年10月，胡适先生主持了北大的开学典礼，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胡适先生，后来就见多了。有一天我从图书馆出来，往北走，他从他那个办公室绕道往南来，刚好就在图书馆那儿相遇。我向他鞠个躬，他也脱了帽回礼，很客气地问我：“你有什么事要我帮忙么？”我说：“报告校长，没有什么事。”

　　刚好那时候我家乡办一个小学，用我祖父的名字命名。我一个堂兄的母亲去世了，把剩下的几十亩田捐给小学作办学经费。我跟堂兄谈了这个事情，我说胡校长尽管那么有名，但对学生还是非常客气的。他说那你请他帮忙写个校名啊。我就拿了那个校名的条子，在他办公室外转悠了3天。第3天碰到他了，他也帮忙写了“定荣纪念学校 胡适题 一九四七”。

　　后来我在北大读研究生、当助教，就住在胡适先生对门。他妻子江冬秀人胖胖的，胡先生对她很好。有时候他们出门来，胡先生拿把纸扇，穿着大褂，江夫人穿着布鞋、白袜子，头上还插着花，两个人就这样慢慢走。

　　胡先生当时没开什么课，外国学者来，他就去介绍一下。但他演讲很好，我听过。他做校长有点无为而治，真的是兼容并蓄。天主教会一个美国神父，在红楼西边的教室做报告讲解放区怎么怎么不好。但是在东边，地下党进来了，就在那儿讲解放区怎么怎么好。我先去听西边的，因为对教会我从来没接触过。很多教徒在那里念“阿门”，低着头，闭着眼睛，吓了我一跳。又到东边去听解放区那边怎么样。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兼容并包。

　　后来国共内战，快打到北平了，学校分成两派，一派主张迁校，一派主张留守。胡先生在红楼摆两个桌子、放两个本子，赞成迁校的反对迁校的，大家都可以提意见，记下来。后来反对迁校的占多数，所以没迁。胡适先生本来不想离开北平，后来闹得厉害，他就走了。

　　钱端升一堂课只讲10分钟

　　那时候解放军已经围城了，学校里就搞护校运动，名头叫“保护老教授”，实际上就是稳住老教授，不让蒋介石抢走，所以每个教授家都住了四五个同学。我当时分到楚辞专家游国恩先生家里。那时教授的房子也不大，游先生睡床上，我们就睡在他床前，吃饭也在他家里，游先生后来就留下来了。解放以后周总理到北大和资深教授开会，30几个人吧，坐下来第一句话就说：“可惜胡适走了，要不走，北大校长还是他来当。”说明共产党原本还是对他寄希望的。这是后来钱端升先生告诉我的。

　　钱先生是浙江人，口音比较重，所以你听他的课要集中注意力才行，不然听不懂。他是当时国民参政会3门大炮之一，他一个，许德珩一个，周炳琳一个，经常向国民党开炮。所以他上课议论时政牢骚很多，见了桌子骂桌子，见了凳子骂凳子，有了新闻先发一顿牢骚，然后一看表，还有10分钟下课了。一讲课，底下大家谁也听不懂，所以有同学递条子给他：“临表涕零，不知所云。”——《出师表》里的话。他看到这条子也摇头笑。

　　但是我想，钱先生是国民党那时候30多个院士之一，美国人经常请他去讲学，他的著作也不少，说他没有学问没道理。所以我就下决心听听他那10分钟课，一试，你只要认真听进去了，可以给你很多启发，他真是有大学问的。

　　我跟胡适先生的大弟子罗尔纲比较熟。罗先生做学问很扎实，人也很随和。他能得到胡先生的欣赏是因为帮胡先生做他父亲的文稿。胡先生父亲的字很难看懂，找了几个人都做不下去，罗先生在那里搞了一年多，把它搞清楚了，所以胡先生很欣赏他。

　　罗先生的《师门五年记》本来叫《师门辱教记》，后来胡适先生帮他改了(书名)。胡先生在台湾做60大寿的时候，自己出钱印了400本，来祝寿的每个人一本。后来大陆批判胡适，罗尔纲说我不批判。消息传到了台湾，(有人就告诉胡适)说罗尔纲也批判你了。胡先生很坦然，说尔纲不会这样做的，我相信他是违心的。这话又传了回来，传到罗先生那里，罗先生整整一天不说话，在那里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