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假如一个君主的作为最终不符合孔子从道和德的角度的期望，他就会主动地离开这个国家。因此，孔子的“丧家”不完全是他被驱逐，虽然有被驱逐的情况，但更多的时候是孔子没有把任何一个具体的君王，任何一个具体的诸侯国当成自己理想的家园，哪怕是鲁国。换言之，孔子真正的精神家园不在当下，不在现实，而在于他自己的文化理想之中：“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这里所说的“周”其实是历史上发生过的，被理想化的文化传统。而在终极意义上了解他，信任他，给他使命的则是“天”。

    所以我们可以把“丧家狗”的关键理解为在于“丧家”，而并非在于“狗”。那个郑国人显然有轻侮孔子的意思，但孔子本人至少不会以为“丧家狗”是世俗意义上的没有归宿。毋宁说，恰恰是他在精神世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或归宿，才可以做自主意义上的“丧家狗”，而不把地域意义上或富贵意义上的“家”看得很重要——当然，寻找的过程是艰辛而曲折的。

    “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这句话其实有些似是而非，因为就具体的生活环境而言，任何“理想的精神家园”都不在现实世界之中，或许仅在于“世外桃源”或“无何有之乡”。倒是可以反过来考虑：在精神世界之中找到理想家园的人，就不会对于现实世界中的颠沛流离耿耿于怀。

    所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生活中有很多人可以做到这些，但是未必能如孔子说出其中的“道理”；有更多的人知道孔子讲的很多道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患得患失，进退失据。孔子之为孔子，在于能够从生活和经典中提升出哲理，同时又把哲理贯穿于日常的生活和对经典的解释中。

    孔子之为孔子，还在于他能把一些看起来粗浅的，乃至是粗鲁的问题提升转化为具有普遍性、很有意义的哲理，这一点在《论语》之中看得很清楚。比如，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怎么样，孔子说也不错，但是不如“贫而乐，富而好礼者”。子贡还问孔子现在有一块美玉，是装在盒子里藏起来，还是“求善贾而沽诸”？孔子的回答是“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说明孔子不愿意以“藏”的方式独善其身，而是希望有“沽”（卖出去）的机会以发挥自身价值。但子贡问的是“求”，而孔子的回答是“待”。

    孔子以为富贵不可强求，但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可见，孔子最关心的是德性的修养，学问的讲习，向正义的靠拢，以及对于过失的改正。他既不主张“越穷越光荣”，也没有意愿“傍大款”—以为孔子靠学生出名，特别是靠最会经商的子贡出名，是比那个郑国人更粗陋的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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